教育系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两院院士大会上讲话精神座谈会6月16日在教育部举行，来自高校的18位两院院士围绕学习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精神，畅谈学习体会，提出意见建议。他们表示，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表明我国的科技工作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此时此刻，需要反思，也需要畅想，需要意见，也需要建议，对于教育界而言，加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有机结合，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突出问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学术环境，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课题。

　　明确高校是基础研究的重地

　　教育部科技委主任、中南大学钟掘院士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两院要发挥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作用，这意味着院士要成为战略科学家，成为国家智囊，这让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作为高校，我们要成为创新的策源地，尤其是基础研究创新的策源地。”

　　基础研究是创新之源，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南开大学葛墨林院士说:“基础研究是一切基础性、战略性、原创性重大成果的源头。6年前美国大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提出了压缩传感理论，技术界马上跟进，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在CT成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重要科技成果。这样的事例，在美国比比皆是。”

　　参与科技工作已有五六十年历史的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北京工业大学左铁镛院士表示:“高校院士既搞科研，又带学生，对如何让教育成为创新的核心和主力深有体会。我们应该明确地把基础研究放在高校，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高校的多学科优势有利于基础研究，同时又能培养人才，使科研队伍不断得到人才补充。”

　　打破科研“小农个体经营”

　　两院院士们表示，当前必须认真思考如何依托2011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把科研与教育结合起来，在协同创新上做出推进。

　　左铁镛院士说:“切忌把2011计划搞成几个高校间的大串联，签订各种协议，再找来一些院士牵头，以期占领某个领域。事实上，我国高校间的合作，甚至一个学校里学院间的合作并不好，大家将其总结为‘四同’:同心协力争项目，然后是同床异梦，为利益同室操戈，最后同归于尽。这不是2011计划，我们一定要谨慎，防止像以前一些计划那样蜻蜓点水，撒胡椒面儿。我们要让最能做好这件事的人和单位去做这件事，不要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总是低水平重复。”

　　郑州大学校长申长雨院士对此也有同感，他说:“以前有些合作拿下大项目，然后把钱一分，各干各的，这些项目投入力度非常大，动辄几千万上亿元资金，但这样做下来，项目效果并不显著，没有大的收获。”

　　葛墨林院士表示:“科研项目不能像小农个体经营那样简单而分散，必须合作，但这种合作必须是有效的，这是我们协同创新必须思考的。协同创新应该包含基础研究与工程技术领域打破鸿沟，基础研究领域要帮助工程技术人员接受先进理论并有效转化为科技成果。”

　　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刘炯天院士认为，高校要在协同创新上不断更新观念，协同创新不仅是学校间的，更多的是学校与企业间的，要明确企业在协同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高校要积极参与到由产业引导的重大工程科技中，促进创新体系的形成。

　　给大师“冒出来”的学术环境

　　葛墨林院士认为，我国必须改变学术评价体系，给大师“冒出来”的学术环境。

　　“以前我们说做科研是自由探索和个人兴趣，但同时，我们也要有责任和使命，把科研工作和为国家作贡献结合起来，就像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不是写写文章，发表论文而已。我们要反思，为什么现在国家有钱了，科研有经费了，反而做不出‘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评价体系。教授、副教授按论文篇数评定，甚至细化到第一作者多少分，第二作者多少分，这种体系，逼着大家要靠论文吃饭。高校科研不能只贡献论文，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评价体系。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大师是冒出来的，是竞争出来的，而不是评出来的，也不是培养出来的。我们学术界要有竞争、争论的氛围，我们的评价体系不要过度量化指标，用计算器算分评价一个人才，这不利于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对技术发展非常有害。”

　　“我们要给大师十年磨一剑，甚至三十年磨一剑的环境，给他们时间和空间，不要让他们今天写项目，明天填表格，再后来接受审核，整天将时间和精力消磨于此，人才也容易忙碌和浮躁。日本在1990年选择100名科技工作者，不评估、不审计、不检查，这是20年后他们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因。”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院士说。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恩哥院士说:“我认为原始创新，对我国来说已经是一个越来越近的目标，起码在物理领域会如此。我记得以前每当诺贝尔奖评出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何会获奖，当时我们离学术前沿真的很远，但现在我们不仅理解，还能在评出之前猜出来，我们已经跟得上世界前沿，现在做的就是要创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