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9月初开始的“黄金大米”事件，一度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争议依然不绝，只不过焦点从对儿童试验事件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了对“黄金大米”自身合理性和优劣性的论证上。这其实开启了一个老话题，即对转基因作物，人类究竟该持怎样的态度。然而，老话题不代表无须再谈，实际上，无所适从的转基因作物是科学世界的一个缩影，从它身上学会的辩证态度，将具有普遍意义。

　　讷 敏

　　 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当时有人惊叹：“人类开始有了一双创造新生物的‘上帝之手’”。1994年，美国第一例转基因番茄被批准商业化，1996年该产品允许在超市销售。目前，植物源转基因食品涉及的食品或食品原料包括大豆、玉米、番茄、马铃薯、油菜、番木瓜、甜椒、西葫芦等。

　　 如今，转基因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其中，对直接或间接为人类需要而栽培的植物进行转基因最为普遍。

　　 普遍并不等于受欢迎。30年过去了，从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来看，这双“上帝之手”遭遇最多的不是掌声，而是各种质疑。

　　转基因也是一种选择

　　 回顾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优选品质更好的作物是人类从进入农耕社会以来就不曾间断的追求。

　　 野生的玉米只有几颗玉米粒，而且外包厚厚的种皮，很难去除。经过几千年的“人工选择”，现在的玉米棒上有几百颗玉米粒，而且种皮很薄，给家畜做饲料已不用脱皮。

　　 而人类的另一重要粮食――小麦，原来的产量很低，而且植株很高，差不多有人那么高，大自然带给它的能量，大部分用于长麦秆。但通过人为选择，现在的小麦，还不到人类身高的一半。

　　 为了填饱更多人的肚子，对产量高，适应性好的植株进行有选择的培育，是农耕社会最具智慧的发明。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天然杂交的秘密，于是开始人为选择具备不同优良品种的植株进行杂交。杂交水稻的广泛应用大幅度提高了水稻产量，为解决我国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粮食自给难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产量不再是主要问题的时候，人们对农作物多样化的需求变得逐渐重要。番茄不易存储，棉花遭遇严重的病虫害威胁，当这些新问题无法通过杂交来解决的时候，转基因技术开始施展拳脚。

　　 但同样是为了得到具备更好品质的作物，转基因作物为何独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转基因作物如此不招人待见呢？

　　 高级病理学家蒋继平认为，虽然杂交和转基因都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人为的干预，将不同品种中的优势遗传物质重组在一起，产生新的质量更好的产品的方法技术。但是，转基因与杂交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最终成功的转基因作物一定带有外源遗传载体。

　　 杂交因为是通过自然的方式将同一种植物不同品种的遗传物质结合在一起，杂交过程中基因物质的交换是整体和自然地导入，因而，没有任何外源遗传物质涉及其中。转基因则是在某一种生物的身上选中一个特定的目标遗传片断――基因，经过人为的剪切、加工和重组将其导入到需要改良的目标物种中。

　　 导入的过程需要载体的帮助，对于这些外源遗传载体，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其作用就像卫星发射过程中的推力火箭，卫星发射成功后，火箭必须自动脱落星体。这些脱落的火箭残留物就会漂移在地球的大气层中，或者落入地面。导入外源基因的载体也会在目标物体体内脱落和自由漂移。

　　 这些外源基因也成为了转基因作物的阿喀琉斯之踵，其可能对转基因作物带来的预期效果之外的风险，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任何科技都是双刃剑

　　 其实除了外源遗传载体带来的风险，对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是对转基因持谨慎态度者关注的重点。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种植并开始食用，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验证这种新技术给人类可能带来的全部风险。技术的局限，也决定了我们的认识无法超越现有科技水平来论证一个未来的结果。

　　 正如抗生素的发明一样。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抗生素的发明曾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其不良反应也曾经造成耳聋，甚至死亡的情况发生。一位多年从事细胞生物学研究的学者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链霉素的不良反应曾经造成儿童后天性耳聋的严重副作用，四环素牙也是使用四环素造成的一种不良反应。“但这些药物在做动物实验阶段，对于听力造成的影响，对于牙齿造成的影响，是很难预想并被发现的。”

　　 虽然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已经得到科学证明，但抗生素依然作为重要的抗菌药物普遍应用于临床。“绝对安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使用抗生素，而是尽量克服这些风险的原因。”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李霞博士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转基因作物中插入一个外源基因片段，植物发生实验预期结果之外的突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只要严格按照转基因植物管理规范，进行检测、释放、功能性评价及风险评估，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就像医疗风险一样，虽存在，但可控。

　　 作物多样性缺失，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了更高效地推广优良作物品种，原有的品种自然会被淘汰。并非只有转基因作物会造成这个问题，超级杂交稻的推广，也会淘汰原有的品种。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的是做好种质资源库，而非抵制某一个技术。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李常保博士认为，转基因作物作为食物的潜在风险并不会比重金属超标和农药残留超标更加严重。现代转基因育种，所转移的基因是经过大量实验证明对人安全的基因，所用的育种方法和技术比常规育种更快速更精细。因此，用转基因作物制作的食品和普通作物制作的食品一样安全。在某些情况下，转基因食品反而对人类健康更加安全。譬如转基因抗病虫作物可以有效地减少农药的使用，少打农药一方面降低了对产品的农药残留和对环境的直接污染，另外还能使得产品本身的真菌毒素降低。相关研究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黄季?的报告，1999年对山东、河北省农民的调查显示，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农民施药次数是7次，而种植非转基因抗虫棉的农民施药次数是20次。说到转基因抗虫作物，人们会问：为什么害虫吃了转基因作物会死亡，人吃了却没事呢？这是因为，现在所转的抗虫基因来自苏云金芽胞杆菌(Bt)，该基因能产生一种只在昆虫肠道碱性环境激活的蛋白，该蛋白与害虫肠道细胞表面上的受体蛋白相结合，导致害虫肠道穿孔使得害虫死亡。而哺乳动物肠道细胞表面没有受体蛋白，并且动物的胃里是酸性环境，即使杀虫蛋白进入动物胃里也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的杀虫作用机理和化学农药完全不一样，针对昆虫起作用而对动物和人安全。何况，Bt蛋白不耐热，对外界环境变化十分敏感，往往在食品加工或消化的过程中就彻底被分解了。

　　质疑的焦点其实是知情权

　　 其实，以黄金大米事件为例，人们质疑的不仅仅是黄金大米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还包括事件发生时，人们希望得到及时、真实信息的诉求没有得到实现。

　　 曾经接受过中国经济导报采访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副所长张春义研究员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我国转基因的宣传渠道不通畅有很大的关系，“国外都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在做科普宣传，他们可以把专业性、技术性很强且晦涩难懂的科学道理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和语言告诉大众。”

　　 没有相关知识的普及做基础，再加上事件发生时，信息公布不及时，含混不清，甚至前后矛盾，最终导致事件不断升级。李霞对此持有相同观点，人类的恐惧往往源于我们信息掌握有限，转基因技术到底有怎样的优点，可能带来什么危害，这种危害的概率是多少，都应该第一时间让公众知晓，这样才有利于人们做出理性的判断。“人们越了解一个东西，就越容易消除恐惧”，李霞说。

　　 除了知情权的局限，李霞认为，公众视转基因作物为洪水猛兽，与人们对食品安全缺乏信心有关。食品安全与每个人休戚相关。但最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当不安全的食品事件应接不暇时，对所有不了解的食品保持警惕，成为公众遇到相关问题的本能选择。再加上转基因作物是经过高科技手段对作物本身的特性进行改变，对由这些作物制作出的食品感到恐惧，也就在情理之中。

　　 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关部门总是言之不清，或者有意不言，信息不对称，最终受伤的不光是转基因作物的研究，还会涉及政府的公信力。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监管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国际性法律条约，中国也是缔约方之一。议定书第23条要求：各缔约方应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规章，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在不违反关于机密资料的情况下，向公众通报此种决定的结果；每一缔约方应力求使公众知悉可通过何种方式公开获得生物安全的信息和资料。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网络媒体，如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科学网等逐渐成为普及科技知识的新兴力量，我们也更加期待政府部门能在保证公众知情权方面做得更好。

　　 科学技术也许从来就不存在对错之分，关键是如何使用。当经过严格科学评价和管理，人们当初担心的某些风险问题已经澄清并得到有效控制时，再把科技拒之门外，已没有必要，且并不现实。但对所有可能的风险按照有关法规严格把关，加强管理，防患于未然，也是我们为了人类的延续和地球的未来，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