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容易受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兰米尔（Irving Langmuir）所谓的“病态科学”的影响，病态科学是指“事情不是这样的科学”，现在被用来证明政府监管或其他政策的重要性。这是自称代表公共利益的集团的特长，这些人的目的通常不是保护公共卫生或者环境，而是为了反对他们不喜欢的研究、产品或技术。

　　比如，现代基因工程技术亦被称为生物技术、DNA重组技术或转基因提供了用旧作物实现重大新用途的工具。但这些工具受到了公众的严重误解。

　　三十多个国家的1700多万农民正在使用转基因作物用更低的投入和环境影响生产更高的产量。这些作物大部分被设计成抗病虫害作物，因此农民可以采取对环境更友好的免耕技术，更少地使用除草剂。

　　转基因产品的批评者坚持认为这些产品未受检验、不安全、不受监管、毫无必要而且有害。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首先，科学家早就形成了广泛的一致，DNA重组技术从本质上说是对早先转基因方法的扩展而不是精炼，使用这种精确、可预测的分子技术完成的基因转换本身不会形成任何风险。

　　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超过十亿公顷，且光是在北美，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消费量就超过了两万亿份，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害或生态系统破坏。

　　转基因作物（和其他有机作物）绝非监管不足，它们需要接受昂贵的、歧视性的、不科学的过度监管，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玉米、棉花、油菜籽、大豆、木瓜和其他作物的商业前景。

　　事实上，反对者通常认为转基因作物的商业推广令人失望，因为消费者从中得到的好处甚少。但许多优点已经被人们所认识。目前开发中的转基因作物将给消费者带来更直接、更容易感受道德好处。

　　比如，由于转基因作物不需要施那么多的化学杀虫剂，因此因水流和地下水受污染而中毒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少了。从1996年到2009年，全世界庄稼杀虫剂用量减少了3.93亿公斤，相当于欧盟每年庄稼杀虫剂总用量的1.4倍。

　　此外，抗虫玉米中的真菌毒素水平较低，这可以降低脊柱裂等新生儿缺陷，对牲口的毒性也降低了。主要粮食作物还可以通过转基因使其包含更多的营养素。

　　免耕技术即不需要犁地意味着更少的水土流失、更少的农业化学元素流失以及农用机械更少的燃料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从1996年到2009年，生物技术作物的使用降低了176亿公斤碳排放量，相当于每年减少780万辆汽车。

　　转基因作物也有无穷的经济益处。更高的产量和更低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全球商品价格（玉米、大豆及其衍生品），增加了农场收入，提高了粮食和饲料产品供给，也提高现成高质量卡路里的产量。

　　事实上，从1996年到2009年，农场收入增加了近6500万美元，因为生物技术作物通过提高亩产和（在阿根廷）实现双季种植将玉米和大豆产量分别提高了1.3亿吨和8300万吨。结果，到2007年时，全球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较农民使用转基因作物之前降低了近6%和10%。

　　由于存在这些好处，转基因作物的“重复指数”即试种后选择再次种植的农民比例相当高。农场收入和农产保障方面的改善这反过来又提高了家庭收入，改善了生活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那里的收入水平较低，但转基因作物种植的每公顷收益最高。

　　但转基因作物的受益者并不局限于种植者和消费者。根据2010年的一份研究，抗虫转基因玉米田会产生对害虫的“区域抑制效应”，相邻的种植传统作物的田地也能受益。

　　研究者称，从1996年到2010年，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将美国农民的收益提高了大约32亿美元，其中24亿美元好处产生于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相邻地块。种植传统作物的农民得到了大部分好处，因为他们不需要购买价格更高的转基因种子。

　　未来转基因作物将产生更大的好处但这得以允许推广为前提。在这方面，消费者必须明白，转基因作物潜力无穷而风险微不足道，政府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监管政策，拒绝病态科学。

　　亨利米勒（Henry I. Miller）是医生、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研究员。格雷厄姆布鲁克斯（Graham Brookes）是经济学家，英国PG经济学有限公司联席董事

　　作者：米勒 布鲁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