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蝇王》中当罗杰决定杀死猪崽仔时，话是怎么说的？他做出那个无法改变的不道德行为，是带着“一种精神错乱般遗弃的感觉”。马克·莱纳斯记忆不会太深了，但他在1月3日上午走上台，去做那次令人意外的演讲时，正有与罗杰同样的感受。演讲前夜，即将步入他的听众——农场主和农学家之列，莱纳斯思绪万千：“这些人对我准备说什么毫无概念。”他们本以为这位狂热的生态斗士出场会让他们反感。他们并不知道他早作出决定：站在这些曾经的敌人面前——低头认错。（《蝇王》又名《童年无悔》是诺贝尔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猪崽仔是小说中的人物，他的被杀寓意着文明被野蛮征服，理性被非理性压倒。—译注）

回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莱纳斯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激进派”，即反资环保运动的成员。他有一定影响力——是《企业观察》杂志（Corporate Watch）的发起人之一，写就第一篇报道转基因生物和孟山都之邪恶的文章，孟山都是因研究转基因生物而臭名昭著的一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莱纳斯不是个遵纪守法的善主。他曾带领三十号人挤上客货车（开赴目的地），整夜整夜地用大砍刀抽砍转基因作物。那时他很愤青，相信参加牛津农业会议的那帮人在用贪婪毁掉世界。现在他却愿意站在聚光灯下，在这帮人面前低下头颅。为此莱纳斯好几天都惴惴不安，担心演讲结束之时，朋友将一个个弃他而去。

听众出自礼貌的鼓掌声渐稀，莱纳斯开口。“诸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首先致歉，对于台下各位我相信这再合适不过。就此间记录和过往经历，我为曾经多年破坏转基因作物道歉。同时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协助反转基因活动感到懊悔，并由此推动将一项有利于坏境的重要科研项目妖魔化。作为热心环保人士，同时也相信世上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健康、营养的饮食。我的选择却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在此我深表歉意。”

五十分钟后，听众的反应如他所言“（响起）让人错愕的掌声”。他的网站在贴出演讲文稿后疲于应付，最终瘫痪。他关注推特，眼见反响渐渐波及全球：葡萄牙、西班牙、智利、阿根廷……他知道有无数人看到了这一幕。“这是彻底颠覆，不仅是对反转基因，甚至整个有机产业。”他讲道。“好多人那一刻会说‘操他’。他们意识到被谎言蒙蔽太甚，且正是被他们信赖的那个人欺骗。”另外他最忧心的是，他将失去所有朋友。“咳，”他惨然挤出笑容。“那是很可能要发生的。”

39岁的莱纳斯住在牛津郊区一处时下流行的平台别墅，家有妻子玛利亚，八岁的汤姆和六岁的罗莎以及小狗斯柯达。他相貌堂堂，着装时尚，但又帅得无甚特点，如同酷玩乐队中某个酷得叫不出名字的成员。他递我杯茶，领我下来到他小屋——坑洼不平的沙发，满是灰尘的窗帘，书架上书都晒得没了色儿。莱纳斯对采访感到焦虑，他先发制人频频向我发问：谁是我的编辑？准备发多少字的稿子？摄影师是谁？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报道？莱纳斯的忧虑并不让人意外。他的演讲新闻满世界流传，随之而来，“所有的憎恶开始袭来”。他发觉人们指责他被孟山都收买，他很无奈，“说明人们认为我不地道，看我的眼光充满鄙夷。”

在反转基因的愤青岁月里，莱纳斯是“随口称作”—“地球优先！”组织的成员。该组织讲述了关于这世界耸人听闻的故事：工业化力量正阴谋设局给地球带来“环境劫难。大企业和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正在毁灭地球。”他们的设想是与庞大的利益集团勇敢地展开抗争。“我们那时自诩为土地的守护者，是承继自然力的子嗣，”他说。“我们是小精灵。”（the Pixies小精灵乐队亦称小妖精乐队，曾发行以环境污染为主题的单曲。）

莱纳斯初次听说转基因作物这一概念，是1996年初在布莱顿一处空房召开的会议上。六名激进分子参会，领头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一名活动主管吉姆·托马斯。“他确实让我开了眼，看到孟山都貌似作恶多端，”他谈到。“（孟山都）对我们的食物供给反常地做了手脚。大公司使用更多的化学制品以控制食物供给链。”这促使他在《公司观察》上写出相关报道，“据我所知那是最早报道孟山都的。”“地球优先！”再次聚会时，转基因作物“成为下一个大事件”。莱纳斯牵头开办讲习班，以便让信息传播更广。“现在自认为是反转基因头目的，还是经我手培训的。”

到1997年他一腔愤怒转化为行动，发起第一次毁转基因试验作物的“净化行动”。“我们打头上了客货车，带上毁地工具，穿深色衣服，只带少许现金不拿证件。”一般凌晨两点左右到，二三十人一直干到天亮，“走一路砍一路，”就这么毁庄稼。

事情不总是这么简单，一天夜里莱纳斯正（与同伴）在英格兰东部某地砍玉米，突然看见亮光闪动，听见有狗叫声。他扑进一旁泥地，一动不动。“不知什么原因警察打我身边过去了，”他回忆。“我从那逃出来，穿过树林找着到火车站的路。多数同伴遭遇狗袭又被逮捕。真够吓人的。不可思议的是，我反而是守法良民。你知道，我戴眼镜。我可不想让人一警棍打到脸上。说实在的，我也没跟警察当面对峙过。”1998年4月29日，在海威科姆市孟山都公司办公楼前的静坐活动，莱纳斯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去踩点，印宣传册，雇大巴。”

不过就从这次，莱纳斯开始体会到背叛引起的最初一点伤痛。他注意到周围人对他普遍不认同。他明白的越多，越觉察到周围人的虚伪。“人人都认为自己宽容，思想开明，”他不理解。“但如果你对他们有不满之词，你就惹上大麻烦了。”啥样麻烦？“我不认为谁会动手打人。不过回想上学时最糟糕的时光，莫过于被所有人嫌弃的感受。我倒确实不是在那种流氓氛围中长大的。”

那个组织自称不分等级高下，其实是自欺欺人。之所以没有领袖，不搞选举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民主是个谎言。“不过领导当然有——我自然不是其中之一——其他成员则惟命是从，充当炮灰。只有能蛊惑人心，且是极端激进分子才能升至高层。这一切最具讽刺的是，“地球优先！”等级森严，而且是最坏的一种形式，“因为这里等级制度是不透明的。”

莱纳斯和组织之间发生严重分歧是在2000年伦敦“五一骚乱”后，那次行动还是他协助组织的。麦当劳的一家门店被袭，温斯顿·丘吉尔的雕像头顶堆上了草盖“莫西干”（朋克鸡冠头），阵亡将士纪念碑上也被胡乱涂抹。事后在伦敦北部某个酒吧几个重要人物参加的聚会上，“人人说的都是：‘这真叫棒！’，”他记得这些人得意洋洋。“‘我们大媒体上露脸了！’”莱纳斯却并不赞成。“我认为那是场灾难。我们取得的所有成果因那些暴行，因为砸窗毁物而白白受损，那么做只会远离群众。我以为我是开诚布公。没想到大家看我的眼神却厌恶至极，极其震惊、极度蔑视。”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发自内心的敌视，简直恨到极点。宽容、不抱偏见是人们卖嘴皮子的所谓素质，其实没什么用场。那是我参加（他们）的最后几次聚会中的一次。”

莱纳斯的童年很不寻常，他出生于斐济，在秘鲁还上过三年学。父亲是名科学家——为政府部门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在政治上观点鲜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而移民西班牙。莱纳斯记得当时有尼加拉瓜民谣乐队来家小住。（英阿马岛战争导致撒切尔政权与南美关系恶化，南美国家多系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是其中之一。—译注）他父母现居威尔士北部。“他们有个小型有机农场，确切说是后有机农场。父亲与我争论生物技术方案是否真有必要，比如转基因技术，他主张少使用化学制品。”

莱纳斯真正步向转型是在他着手写作2004年出版的著作《高潮》。这本书是关于人为改变气候对地球的影响，因此他必须在几大洲穿梭考察。这是他乐于走进科学的一个起因：对于万恶的资本主义摧毁大自然这样宏大的主题，气候变化是主题之下一个完美的副标题。但是这段经历却节外生枝——他变了，傻瓜似的要彻底毁掉他毕生的规划。“我不希望书里只是一连串吸引人的故事，”他解释道。“于是我开始研究科学，继而热衷于此。我认识到科学为探索真理打开了一扇窗，除了科学别的都办不到。”

莱纳斯接受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认知，于是出现问题。他原有的转基因理念多是先入为主，而全然不顾科学与否。“整个转基因事件都是在批评科研人员，说他们收了贿赂，是公司雇来的骗子，”他说。“过去我们对这些深信不疑。但我意识到我们做事过于简化，大家都在说：‘科学家该关了实验室，到乐购超市去上班吧。’这是一种反智思维，人们在违背常理。”

接下来几年里，莱纳斯的生活状态不可思议，活得极其纠结。2005年为《政坛新人》（New Statesman）写的专栏中，他表达了对传统反核论断的质疑，招致与他相识的激进分子“写信来，说我弄砸了他们的生活。”他之后的作品《六度：星球变暖，我们的未来将如何》，获得享有盛誉的2008年度英国皇家学会科技书籍奖。但他仍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徘徊，神经不可避免地饱受折磨。莱纳斯最后一篇关于“垃圾转基因”的文章就是供稿《卫报》的，写于获奖当年。“我当时明知自己不信，”他说。“那是在一家咖啡馆里写的。我就在想：‘老天，鼓捣这些我还真需要找点感觉。’再一转念：‘见鬼。’我刚打科学界盖上认证戳（指他获奖的事），转手就写了篇完全不讲科学，没技术含量没智商的东西。你看这弄得有多尴尬。”

2011年11月，莱纳斯现身英国电视4台纪录专题《绿色和平运动错在哪里》，节目播出后进行了现场辩论。期间他为转基因和核能发展辩护。而后据他说，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成员“近前来，冲我脸上狂喷。我头上套着袋子，面无表情地离开演播室。”知己好友感觉莱纳斯辜负了他们。“乔治·蒙比奥特（畅销书作家和环境报道记者）给我发来让人彻底崩溃的邮件。”他还跟结婚时的伴郎闹掰了。“我们曾是10年的朋友，时至今日仍无联系。”

莱纳斯还经历了更为微妙的世界观重建。他过去习惯将绿色和平组织视为勇敢好战又常被打压的弱者。不过他观察得越深入，越觉得这个“小大卫”开始像“歌利亚”了。（大卫智取歌利亚人是圣经中的故事，大卫用石子击中“歌利亚”巨人的额头，打败歌利亚人当上国王。）“以数字为例，”他说。“绿色和平组织——这个完全国际化的团体，全套装备价值1.5亿美元（事实上，该组织官方提供的2011年全球收入为3.134亿美元）。比世贸组织规模更大，对公众思维的影响力也远超世贸。”在莱纳斯眼中，现代绿色和平运动是一股中坚力量，实力毋庸置疑。它改变了世界“有时（让世界）变得更好”，但不是事事如此。“反核运动对全球气候变暖要承担部分责任，”他谈到。“无论哪里，差不多每废除一座核电厂，就建起火电厂取而代之，那就是因为反核运动。针对转基因的环保活动相当成功，在不少地方造势立法使转基因无法立足。”

在绿色和平组织制定转基因对策方面，莱纳斯很关键，也因此成为图腾式人物。黄金大米是改良作物，通过植入β胡萝卜素合成基因提供更多维生素A。“维生素A缺乏在东南亚是主要死因之一，”莱纳斯说。“每年导致大约二十五万人失明甚至死亡。”然而反转基因运动成员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到处游说反对生产黄金大米。

绿色和平组织坚称黄金大米“浪费钱财”而且是一种“无效方法……同时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给人身健康带来风险并危及食品安全。”按照莱纳斯的说法，这种观点“恰恰没有根据。千千万万个儿童死去，而他们本不该亡。我看不出你们对此如何托词。设想下如果孟山都应为这些孩子的死负责，那《卫报》上就全是孟山都该千刀万剐的报道了。”（莱纳斯后来作出部分让步“黄金大米的研制也曾出现耽搁，不能单方面指责绿色和平组织对待转基因的矫枉过正耽误事。”）

自从他在牛津农业会议演讲后，某些人对莱纳斯所诠释的科学理念进行抨击。但是公开反对他的背叛行为的都来自个人。几名前同事对莱纳斯提出质疑，因他声称自己是腕儿。前绿色和平组织激进分子吉姆·托马斯，也就是最早告诉莱纳斯转基因的那人，两人还曾同住几个月。托马斯很不屑，“莱纳斯是唱戏来着，但不是角儿。他没唱几天词儿，上台也就跑跑龙套。可能他自以为是角儿，但别人谁把他当回事了。”最后，托马斯说，“整个事件我感到很难过。他在背后把朋友说成没脑子，涮人这行道他倒很出彩。”

莱纳斯听后回言：与同事合谋不法勾当，有人说他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夸大其词，他也没法给自己辩护。“谁都不希望被人指名道姓，”他坦言。不过对他的抨击是伤害。“我向妻子抱怨，但她说，‘不要自怨自艾。你触动的是人在灵魂深处的价值观。你干的事伤人伤到根儿了。’那是与我过从甚密的人毕生的事业，在他们的想法里我是要玩命坏他们的事。”

谈到莱纳斯的人生目标，这次蜕变既是神马也是浮云。他可能不会与公司开战了，不过他还是感到“似乎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好。”

尽管提到他的背叛以及因此失去的朋友，莱纳斯认为是出悲剧——“不过悲剧在莎士比亚式意念里，是你能够看见它在步步逼近。”的确，他的性格变化中有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当叛变后这么多杯具砸向他，他的背叛真的能构成道义上的变节吗？毕竟，他出生于特立独行的家庭，老爸是科学家，而且是曾经叫过板的政治激进分子。当一本书的写作计划促动莱纳斯告别“地球优先！”的“回音室”（不再当应声虫），背叛由一时兴起蜕变为经验主义。

接下来，他该做什么？试着处之泰然，却被矛盾心理纠结烦扰？或者豁出来勇敢面对，无论损失几何？他的对头，暗地里说他“涮人那行道很出彩”，毫不理会他的谦卑处境，拒绝承认人为动机的错综复杂。没有谁是清白的。但是能做到他这份上的人寥寥无几，试问谁能有勇气用从前质疑他人般的气魄怀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