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召开的第四届生物制药中国发展国际峰会的小组讨论环节，丽珠集团副总裁付道田、西比曼生物首席运营官王立群、勃林格殷格翰（中国）副总裁罗家立以及百家汇生物总裁臧敬五共同探讨了“打造世界级的生物制药产业，中国还有多远？”这一话题。以下部分问题集锦：

问题一：国内企业在研发、生产、质量体系或创新方面与国外差距有多大？有哪些挑战？

臧敬五：近几十年，国内的公司发展非常迅速，在很多方面已经跟上了国际的速度。但是，国内公司取得成果很多只在一个点上，而没有能够做到很好的整合。在美国，特别是在一些大公司中，整合的作用非常重要，如何将中国取得的“点优势”整合起来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王立群：做药最终都是一个产业化的问题，而现在不乏有很多优秀的项目在学术界产生。然而，学术界与产业界的沟通似乎还不够流畅，这让很多好的学术理念产业化的时间会变得很长。如何让学术界的人士更早的形成从理念到成药的完整体系，如何让企业尽早做一个“伯乐”都是目前的挑战。

付道田：从创新药的角度来说，中国确实处在一个振奋人心的时代，但挑战依然存在。一方面，药物的成功与否最终还是依据临床试验的结果，企业不能过分的乐观，要考虑到发展的稳定性，避免不必要的失望；另一方面，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大部分海归回国后的责任范围和运营范围都比在国外要宽，但是在涉入的深度上与国外的公司有一定的差距；企业在人才运用上要有开放的思想。

问题二：接下来，国内以及国际的临床需求有哪些考虑和挑战？

王立群：由于中国现在在细胞治疗领域没有一套完整的路线图，因此一些临床试验我们不得不在国外进行；希望国家能够尽早公布细胞治疗的监管程序，这既可以让企业更加踏实的继续推进项目，也可以维护行业秩序。

罗家立：中国很多创新药，特别是生物药在进入临床阶段是很弱的一个环节。对于肿瘤药备案制，国家层面上有很大的担心是在临床CRO的能力上。在国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企业和医生做临床1期的能力非常强。如何让项目进入临床1期，以及试验的设计和把关都非常关键。因此，国家层面宁可“管的严”，也不希望轻易放开。

问题三：对于国内患者无法承受进口药高昂药价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付道田：解决这个问题，主要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企业自身要有很高的效率，如果每个企业做生物类似物都从细胞株开始独立完成，最后的药价肯定会受到影响；第二，市场要允许企业有一部分产品获得“甜头”，这样以后同类产品的价格必定会有所下调；第三；如果法规不能够让企业在达到质量安全平衡的基础上更快的将产品推入市场，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在论坛的最后，百家汇生物总裁臧敬五还回答了与会观众提出的“如何看待二代靶点与PD-1的联用？”这一问题。他说，虽然一些临床前动物模型中的研究显示了新靶点可能的作用，但是最终能否在临床上取得成功还需要进一步地验证。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PD-1很有可能是一个基础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