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林可胜等在协和医学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冯德培、张香桐等学者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分析《神经科学》（Neuroscience）、《神经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生理学期刊》（Journal of Physiology）、《比较神经内科学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和《欧洲神经科学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国际期刊中来自中国本土的研究论文，揭示中国神经科学的现状、发展前景及潜在问题。数据来源于Medline检索，仅统计以中国本土单位为署名单位的论文，以确保“中国制造”的准确性。

一、中国神经科学研究正进入世界水平

中国神经科学工作者进入世界水平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暨南大学Luo, CB（或Yew, DT）和第四军医大学鞠躬于1988、1989年相继在《神经科学》发表论文。第四军医大学李继硕、同济医科大学Ma, WY于1991年，鞠躬于1992年在《比较神经内科学期刊》发表论文。过去五年中，中国科学家在上述期刊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从每年1-3篇增至每年十几篇，2003年达到22篇。更重要的是，中国科学家在顶级期刊上不断发表成果：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郭爱克、中科院研究生院陈霖于2001、2003年在《科学》（Science）；李朝义、张旭于2002年，段树民和蒲慕明于2003年在《神经元》（Neuron）；周专、段树民和蒲慕明于2002年在《自然·神经科学》（Nature Neuroscience）；裴钢于2002、2003年，谢佐平、周专于2003年在《神经科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science）；李朝义、段树民于1999、2003年，陈霖于2003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论文。这表明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的规模和质量均有显著提升。

二、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尽管成绩喜人，但中国神经科学仍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2003年，中国大陆在神经科学重要和顶尖期刊上的论文数仅与香港或台湾地区接近，而日本和德国的论文数是中国大陆的10-20倍。这种差距主要源于科研投入的差异：中国科研经费占GDP比例较低，生命科学投入占比更低，神经科学在生命科学中的比例更小。例如，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投入仅占约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比重虽较大，但呈递减趋势（从2001年的34.56%降至2002年的33.87%），其中神经科学仅占4.46%（2001年）和3.90%（2002年）。相比之下，美国NIH经费近五年翻倍，仅神经科学相关的两个研究所（精神健康研究所、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就占NIH总经费的12%以上，加上其他研究所的相关内容，神经科学经费占比估计超过15%。

高质量论文主要集中在上海、西安、北京、广州、武汉、山西、河北等少数单位，而发表在顶级期刊的15篇论文中，有11篇来自同一单位——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当时仅13个课题组）。

三、发展策略

为缩小差距，中国需采取以下策略：

1. 提高整体研究水平：当前高水平研究仅局限于少数城市和单位，需扩大研究群体和规模。资助部门应借鉴国际经验，确立生命科学在科研中的重要地位，调整学科间资源分配。

2. 集中资源支持优秀群体：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保障现有高水平机构，以维持并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例如，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已初步形成规模，而多数单位仍为三五个课题组的小规模研究，难以产生协同效应。政府应鼓励形成数个高水平的、有不同侧重的神经科学研究机构，并充分听取科学家意见。

3. 形成高水平研究机构：通过迅速增加神经科学投入、提升整体水平并加大对优秀群体的支持，以及建立若干有规模和研究特色的机构，推动中国神经科学达到国际水平。

总之，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需要政府、科研机构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