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的故事”：中国的基础科研经费哪去了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刘英丽 冯亦斐

　　目前，中国一年的全部科研经费总合约为1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家大型科研机构(国家健康研究院)一年科研经费的一半。

　　而且在中国，科研资金大部分投向了短期内即可获利的应用科学，而基础科学研究要想争取本来就数量不多的资金，也往往是在一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10万亿人民币。如果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吴瑞(美国康乃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如此评价。

　　吴瑞特别强调，他所指的不是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发达国家已达到2%～3%，而中国则是1.2%。

　　以纯粹的民间力量，争得无米之炊

　　坐落在北京顺义空港工业区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是一家民营科技公司。它的身份有点怪：身为企业，却一直没有脱离中科院遗传所的影子(它的部分工作人员，既属于遗传所，又属于华大)。

　　它的奇异身份，来自于它的不凡历程——由于代表中国争得人类基因组工程的1%份额而名扬世界。

　　如今，在华大办公室的墙上，可以看到这样几个大字：“一种策略：先抢占山头，再打扫战场”。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回忆了这几个字背后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上议事日程。这项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科学工程是由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政府和科学家自发进行的一次科学研究。各国按比例分配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无论哪个国家投入多少，将来的研究成果是全球分享。但能参与到这样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里，对科学家本人和其所在国都是莫大的荣誉。

　　1998年5月，这项工程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美国的Celera公司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该公司有足够的实力研究人类基因组，并宣布，国际人类基因组需要10年完成的事情，该公司3年就可以完成。

　　英国首先做出回应，他们提出将由之前认领的工程量的1/6增加到1/3，以抗议这种做法。英国人担心一旦Celera公司提前完成，会以此赢利，世界的生物产业就会掌握在这家公司手中。

　　此时，中国站了出来，作为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保护人类基因组的队伍中——1999年9月1日，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国际基因组织的答辩会上，杨焕明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向世界保证“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有关资助单位以及中国广大民众，对这一工作给予了足够的财政支持”。

　　他顺利通过了答辩，争取到了国际基因组中1%的任务份额，整个过程总共只用了25分钟的时间。

　　然而，在答辩会上杨焕明是有难言之隐的。6年后的今天，他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华大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财政支持，他们只拥有区区几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

　　世界瞩目的一项科学工程，通过正常渠道却拿不到基金

　　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的三个创始人杨焕明、于军和汪建，最早提出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动议，是在1997年11月。1998年，中科院遗传所批给该所研究人员杨焕明500平方的办公场所，那里几乎是四壁空空，资金、人员、技术等方面都没有到位。

　　通常，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是经3个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国科学院(CAS)，科技部(MOST)(特别是通过973计划)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NSFC)。

　　吴瑞在《中国之声》里这样写道：“在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有最强的同行评审系统，也是对所有申请者开放的渠道。但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采用了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相似的公平的评审系统，由于符合资格的评审人员很少，经常是很难找到足够的熟悉特定研究领域的评审人员来做可靠的评审。”

　　吴瑞进一步披露说，对那些有限的经费的竞争，也常常是在不平等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费的去向往往受到高级官员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一些评审人员选择帮助自己或朋友得到研究经费，而不是根据项目申请书的价值来决定取舍。”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杨焕明表示，为争取到参预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科研经费，他们三人尝试了所有的正常渠道，几乎跑遍了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与科技相关的各个部委、各局、政府的投资部门以及与此相关的很多民营企业。但结果一无所获。

　　最后，在家乡浙江省乐清市，杨焕明遇到该市当时的市长路光中。路光中听了杨的人类基因组梦想后，说：“尽管我不懂你们的专业，但是这钱我借了。”这笔1100万的人民币对于华大成功争取到人类基因组测序1%的份额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杨焕明本人还是拿出了全部家当7万美元，于军、汪建也向朋友借钱，研究中心的职工同样捐款，总共凑到420万人民币。

　　事实上，当时中科院也有一笔资金打入遗传所对他们进行了帮助。但据杨焕明的一个学生说，这笔大约500万元的资金，是支持这个项目的一位领导在没有得到组织认可的情况下“违规操作”批给他们的。

　　申请成功后，最终成为国家项目

　　或许，政府早期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扶持不力，跟决策者的不自信有关。杨焕明介绍说，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做不了基因组测序工作的。直到剑桥答辩前不久，政府还打算出资184万元人民币让国外的公司做测序。

　　在答辩前一天，他还犹豫地打电话给身在国内的于军，问是申请之前商量好的“1%”，还是减少一些比例以增加通过的可能性？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义无反顾，破釜沉舟”。

　　1999年9月1日，“剑桥答辩”顺利通过，9月9日，专为测序工程而成立的属于中科院遗传所名下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正式启动，这一天，也是“1%”工程启动的日子。

　　在华大成功申请“1%”两个多月后，1999年11月12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评审小组才终于通过、宣布支持中国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的计划，“1%”项目至此成为国家项目。

　　虽然在此之前，“1%”的申请使用的是“中科院遗传学研究所中心”的牌子，注册后，国际组织也一直将其视为中国的项目，但是，只有杨焕明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是在玩一个“先斩后奏”的策略——这也就是华大办公室的前墙上“一种策略：先抢占山头，再打扫战场”字样的含意。

　　11月25日，科技部立项讨论人类基因组研究费用问题，到12月就批下来4000万元，其中给华大的是2200万元。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也应和了科学界人士经常说的中国科技项目评审——“大经费，不评审”的说法。

　　华大正式向国际人类基因组提出申请，是在1999年6月26日，很快7月8日，国际人类基因组织在网上公布了中国加入国际测序组织的注册。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台湾阳明基因组中心也向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提出了申请。阳明基因组中心那时的研发能力、技术平台比当时尚未正式成立的华大更有实力，但由于晚到一步，国际基因组已没有比例可分配了。

　　这也就是说，如果华大的申请晚一个月，那么后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0年6月26日共同宣布“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天”——“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绘制完成的时候，感谢的名单里就不是“中国”，而可能是“中国台湾”。

　　“忽视”基础研究的根源：科研投资整体不足

　　华大“1%”的故事已经是旧话重提了。但直到今天，类似的故事还不断在中国科学界发生。造成这种情形，除了申请科研资金上的重重障碍，也在于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上的根本不足。

　　2001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总数首次突破了千亿元，达到104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1%，而发达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一般都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左右。

　　杨向中(美国康州大学再生生物学研究中心教授)在《中国之声》中对中国在科研经费总体投入上的不够表示了忧虑。“仅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2003年的科研经费就达到2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全部科研经费的2倍……美国工业界的投入也很大，如微软公司一年的科研经费为50亿美元，接近中国全国研发经费总额的一半。”

　　中国的科学研究的经费本来就不多，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短期即可获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造成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

　　吴瑞以中美两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投入做比较发现(见表二)：2000年，中国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年度预算大约为2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约占当年GDP的0.02%；而美国政府每年投入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为300亿美元，占到GDP的0.3%。两者相差足有十几倍！

　　此外，美国每年还有大约数额在300亿美元的经费来自工业界和各种基金会，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类经费来源。

　　杨向中认为，充足的经费支持是美国可以长期保证其科技全球领先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力度和中国排名世界第六的经济实力相比不相符合，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中国仍然是相当落后的‘科技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