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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飞/摄

 

【人物名片】施一公：河南人，44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并不是那类“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

 

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高度关注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返流”。

 

这一次，是在中国。12月9日，2011年度中科院院士增选名单发布，施一公落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立刻撰文鸣不平，媒体迅即跟进、中科院出面声明……一时，施一公被卷入舆论漩涡。

 

12月17日-18日，这位“被新闻”的生物学家在南京理工大学参加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并接受新华日报独家专访，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畅言对国内科研环境、文化环境的看法。

 

“对科技现状要居危思危”

 

名人坊：院士选举在中国是个热点事件，牵涉很多人的视线，这次您落选也成为新闻。

 

施一公：特别不想谈院士评选的问题，这是件复杂的事。

 

名人坊：为什么不愿意谈呢？

 

施一公：很简单，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太多了，关注度太高了。不应该这样。我从2006年开始在清华建立实验室团体，整整五年了，全职回来也已经整四年了，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整个社会这种不应有的关注甚至让应该受到关注并讨论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名人坊：您指的是什么问题？

 

施一公：社会对科技界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中国的科技水平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很肯定，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改革科技体制？如何创新科研文化？

 

名人坊：您的判断是什么？

 

施一公：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国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它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而言更为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已经是居危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应该不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名人坊：细枝末节，主要指的是些什么现象？

 

施一公：比如院士评选，自然有上有下，何劳全社会议论？再比如科技界极为关注的打假，我可能是对此持不同见解的“少数派”。在科技界，打假是主流吗？学术不端固然可恨，但是纵观自然科学历史，造假抄袭的结果也许会浪费个别实验室、个别科技工作者的时间、资源，也可能使某些个体获得了暂时的不应该的名利，但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淘汰，对于整个科学发展而言实在无关轻重。中国科技界的问题不是假的东西太多，而是原创性的发现太少！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令很多国人盲目乐观，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了。但是别忘了，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有过GDP世界第一的辉煌。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关注如何让科技进步支持国家强大、经济持续发展，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偏离了主题，小事放大，全民攻击。现在有太多严肃的学术问题，被娱乐、被炒作，在学术圈内部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

 

名人坊：我们采访过的丁肇中先生，对社会问题不置一词，单纯得像孩子。国内的科学家或者各行人士，往往被社会现实逼成“愤青”。

 

施一公：太对了。所以我不得不说到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真的鼓励创新吗？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文化的创新需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包容百家之氛围，中国的大学鼓励创新文化吗？我们的文化强调平均、平和，几乎无条件地尊敬师长，我们往往枪打出头鸟，这与创新相符吗？

 

我常常鼓励、甚至怂恿我的学生，挑战我，向我发问。你要想走远的话，你得有脾气。我讲过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尤其是德智体各方面都是第一名的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我倒觉得有一些脾气的学生很有机会。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我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会刻意表扬学生！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critical analysis），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必须要去除墨守陈规的思想，而中国文化欣赏“乖孩子”，这与创新背道而驰。

 

“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全职工作”

 

名人坊：您谈了很多“坏风气”，你也不适应“坏空气”，空气污染诱发了你的咽炎。为什么还要回国？

 

施一公：别听我说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我在美国时为爱国、护国做了多少出头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个我们有机会再细聊。我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成年后在美国生活的年份超过了在中国。有个好朋友曾对我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深深触动了我。此外，假如目前的中国方方面面都没有了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那我们也真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名人坊：听说您还是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的倡议者？

 

施一公：是的。你看，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十大开国元帅中6位曾留学海外、23位“两弹一星”元勋21位是“海归”，海外留学人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所以我写博客呼朋唤友：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围还不够宽容，但这里是你的家，你的祖国，这里有你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们对你充满了期望。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名人坊：然而您说的问题，是所有海归科学家都要面临的“本土文化冲突”，你们怎么与之共舞？

 

施一公：我回国四年，有时会有点悲壮的感觉，甚至对未来也会感觉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有我的乐观。有位加盟清华生命科学院的“海归”年轻教授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就坦率地问：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我答他：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刚才，我对南理工的学生也是同样的话：注意啊，微小改变中国！靠什么？靠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个人默默努力，默默成长，就像草一样。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时代。

 

记者手记

 

这篇稿子的见报最终还是错过了最佳发稿时间。那几日，施一公落选院士被大量报道，上了新浪首页，而新华日报记者在南京获得了与当事人独家对话的机会。但是，与“博眼球”相比，报道的准确性、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更为重要。我们选择了等待。

 

施一公的认真让人印象深刻。“你们给我的时间太少，既然是我的专访，我一般要看三四天，我要对我的话负责”。数日中，与记者短信、电话、邮件往来多次，深化交流，记者重写，他重看。

 

他在邮件里说，“这些观点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大众阐述，对我意义非凡。这是我们过去几百年的问题所在和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我非常希望这些观点在访谈中充分体现，让世人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境地。相对上述命题，某某话题，实在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