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还记得当年编这套书时的火热情景：“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走向未来丛书》中有一本后来影响相当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介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那本书是经由王焱的手出来的。

    王焱笑道：1982年的时候，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去国外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个会的主题就是韦伯思想，可是去开会的中国人却没人知道他。韦伯的书在国内没有人出。后来，王焱与朋友们组织了一个“韦伯研究小组”，小组中的两个人，就翻译了这本名著。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印数也有38000册。

    也在1986年，他们还出了一本《弗洛伊德著作选》，对弗洛伊德的学术作了一个综合的推荐，称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的奠基者”。

    除了“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两套丛书：一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这个系列又分为两套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前一套文库，以翻译原著为主，后一套文库，则是对大师们及其著作的解释性文字。

    另外一套影响比较大的丛书，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实际上，在80年代影响中国文化界的，除了以上三种丛书的编委会，还有一股力量，就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旗帜的“中国文化书院”。

    九十年代：弗洛伊德热的句号

    1984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这是在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正式出版的弗洛伊德译著。实际上，作为中国的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早在1930年已经将这本书翻成了中文，此次是将他的旧译著重新出版。

    而弗洛伊德的另一本名著《梦的解析》，最早的译本应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3月出版的，当时的书名译成《梦的释义》，译者张燕云，第一版的印数就是12万5千册。

    张燕云后来去了美国。据一位认识他的心理学界人士说，张燕云在翻译此书时，还是心理学专业的圈外人，是在翻译了这书之后，对心理学发生兴趣，到美国去学心理学的。所以，可以想见，这本书难免会有诸多纰漏，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弗洛伊德是何等饥渴，何等急不可待。

    弗洛伊德在当时如此炙手可热，但是在今天朱正琳回忆起来，“能够真正读完他的书的人很少”。“书有书的命运，”朱正琳说，“《梦的解析》在1899年出版，首印仅仅600本。几年后，弗洛伊德突然火了起来，出版商为了推他的书，就把他的书首印年份往后推迟一年，说成1900年，为的是说那是在新纪元出的。其实，弗洛伊德的书在出版十余年后，就已经被介绍进了中国，当时鲁迅等人受弗氏影响都很大。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就写过一系列文章来介绍弗洛伊德。后来它在中国销声匿迹。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书又在中国成名。”

    或许，一位在80年代初走进大学校园的学子的回忆，可以为这种“弗氏狂热”画一个注脚：“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成年，但可以说，都是一群没有经过启蒙的男孩女孩。记得当时我们是为了买一本人体的生理图册，搅尽脑汁，派一个人好像是不在意似地放下钱，拿起书就走，回到宿舍我们一拥而上抢着看……青春期教育的阙如，封闭年代的压抑，突然间遇到了一种解放，将这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情释放出来，当时对于外来的东西，真是照单全收啊。我想，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外国思潮给我们如此的爆炸性冲击了”。

    直到1996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著名心理学家孙名之翻译的《释梦》，可以说，这是一本在学界被公认“站得住”的弗氏名著译作，为这一轮十余年的弗洛伊德出版热画了一个句号。

艺术家继续做梦

    现在，最关心弗洛伊德的是谁？在美国，据说是宗教界，百老汇和好莱坞

    ★ 本刊记者/文晔

    作为一种企图探索生命深层意义的“宗教”，弗洛伊德今天阴魂不散。这个游荡的幽灵，就像《白雪公主》里的魔镜，即使裂成碎片，仍在继续发言。

    碎片与影子

    弗洛伊德在自传里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歌德，他爱他浪漫主义的诗和他的浮士德。

    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赤着脚奔跑在滚烫的沙地上，在癫狂状态创作出他浪漫主义的诗，他的“地球母亲”，而这一意象恰恰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启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在1918年断言：“艺术家比心理学家更多地讨论和接受了弗洛伊德。”20世纪文学史证实黑塞的判断，劳伦斯、茨威格、海明威、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这些大师虽属不同流派，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均显现了精神分析的色调。

    五四时期，弗洛伊德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30年代的作品里留下了印记：鲁迅的小说《补天》“取法于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了人和文学的缘起”；曹禺的《雷雨》第一次曲折地体现了乱伦和俄狄浦斯情结；施蛰存的《将军底头》颇有节制地使用了具有精神分析学意味的象征物“马”(马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有“性快感”的意思)。

    不过，在民不聊生的年代，民众的兴趣显然不在精神方面，正像鲁迅嘲讽之语，“弗洛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40年代，弗洛伊德热就已冷却。

    然而到了80年代，在西方被冷落了的弗洛伊德又无限风光地王者归来。这回，与其说他影响了中国文坛，不如说是中国的接受者改造了他。

    说起弗洛伊德的中国变体，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给记者讲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