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

编者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愈演愈烈的“院士崇拜”现象，院士成了社会各界争相追捧的目标，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各地方政府和单位为院士提供种种优厚待遇，甚至评选院士成了一些省市和院校的政绩工程。这些做法，表面上看，体现了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同时，关于科技界的浮躁乃至学术腐败的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２００１年的“核酸风波”、院士候选人花钱做广告、“８６３”项目申报等等，都有黑幕被揭，尽管只是极少数，却给院士光环投下了阴影。有专家认为，院士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的浮躁心态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高调推选学部委员工作的开展与延后，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的相继揭晓，社会各界对院士制度的议论和质疑一再升温。

■６月５日—８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这次院士大会上，“强调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成为一个引起各方关注的焦点。

■对这场事关“院士信誉危机”的争议，有关权威人士认为，一方面说明现行院士制度有亟待改进和完善之处；另一方面，社会上对院士的盲目崇拜、少数院士利用其地位寻租、个别人的贿选行为等，也使院士声誉受到严重影响。

链接院士制度的变革

院士制度起源于欧洲。２０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进程加速，“科学”、“科学家”、“学会”、“科学院”等科学新名词潮水般出现在报刊上。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１９４６年决定建立院士制度，１９４８年第一批院士产生，共８１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酝酿建立学部制。１９５４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中自然科学方面共推选出１７２名科学家为学部委员。１９５５年６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学部。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１９９３年，在王大珩、师昌绪等学部委员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工程院。自１９９７年起，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同步进行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工作，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中科院学部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６０名。２００５年工程院院士增选名额也不超过６０人

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起，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年满８０周岁的两院院士将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或“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两院同时还实行外籍院士制度。目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均超过７００人。

院士光环价值几何？

个别院士已成为社会活动家而不再是专家，他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有些教授在成为院士之后就再难见高水平研究成果。

“配偶随调，支付１００万元人才使用费，１００万元科研启动费，安排２００平方米左右的住房……”这是湖南某大学许诺给一位院士的待遇。

“正常待遇之外，院士津贴按每月１万元人民币（全年按１０个月计算）标准发放。”这是山东某大学的规定。

这样的条件在目前不少高校引进兼职院士时，绝对不是最高的。通过变相补贴、放松课题经费的使用管理尺度等做法，大多数院士都会获得相应的待遇。这已经成为了高等院校里的潜规则。

而一些地方省市为了提高自身形象，纷纷以各种方式为院士提供相应待遇，在引进院士方面大开绿灯。“省属单位院士不低于２０万元，省财政为院士每人补贴２０万元工作经费，院士享受相当于副省级的医疗待遇……”河南省在２００４年制定过一系列提高院士待遇的措施。而类似“配备别克汽车”、“市财政追加岗位津贴”、“院士汽车可以随意停放，免过路过桥费”之类的特殊照顾，在地方省市随处可见。山东一位院士曾透露，他当选后，单位给多少万，所在市给多少万，省再给多少万，加起来“年薪”超过１００万元。

一位科研界内的朋友告诉记者，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能够当选为两院院士，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院士是最高的学术称号，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对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单位来讲，能拥有几个院士，也象征着一种科技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国家、省市津贴以及院士所在单位的补贴自不必说，车辆、住房、科研资金等平时不好解决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由于我国对院士实行的是终身制，所以一旦当选，就等于抱上了一个可以终生享受的金饭碗。“当了院士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就算横着走都不会有人管。”朋友的话里流露出无比的羡慕。

与院士“合理”的高收入相比，社会上企事业单位对院士的过度追捧更令人担忧。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政府部门或机构的各种咨询会、项目论证会都少不了受邀院士的身影；一些重点科技项目的立项、审批、运作少不了院士的声音；国家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各种科学成果评奖、评价更是要有院士到会。甚至社会上有不少活动为了“上档次”，都喜欢邀请几个院士来参加。“我对这次活动并不太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之类的开场白是不少院士发言的常用语。而据业内人士透露，院士们出席类似活动的出场费用着实不菲。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指出：“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一个教授在成为院士之后再难见高水平研究成果，这与‘院士’这一最高学术称号是不相符的，院士已成为社会活动家而不再是专家。”

谁在给院士埋单？

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经济奖励制度，使院士的称号与许多利益画上等号，因而出现了１０００多名候选人竞争１００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的现象。许多人由评院士，到争院士甚至“跑”院士。

“为培养出更多的本土院士，我省将投资近５００万元首次设立高端科技人才基金。这项资金将分别拨给１０位有望参与今后院士评选的科技人才，凡是符合申报条件的科技人才均可向我省院士办申请这项对科研有帮助的资金支持。”这是一则去年年底关于中国某地方省市为抢夺院士席位拨出专项资金的报道。而据记者了解，类似的资金拨出在地方省市并不鲜见，有的甚至做出了“五年计划”——“到２０１０年要重点培养５名左右冲刺‘两院’院士的后备人才”、“领军人才建设工程”、“科技创新人才工程”……不少省市把培养院士作为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举措，院士称号的获得赫然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和单位的奋斗目标。

更让人担忧的是，过度的“院士崇拜”让院士评选越来越有异化为高校、院所乃至地方省市“政绩工程”的趋势。一些地区、部门为实现在院士评选上“零的突破”，甚至拨出数百万元作为个人奖励。

邹承鲁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目前院士评选中不仅存在友情票，而且公关现象也极为严重。由于院士选举条例规定，如果个人搞公关，就取消资格。因此此类现象已不多见，而更多地采取了比较隐晦的形式。其中，由单位以集体形式进行公关的现象颇为泛滥。邹院士透露：在他有选举权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类的事情。送钱送物的都有，还有更隐晦的，比如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以考察咨询的名义邀请相关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了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这种方式的公关，盖上了一层“合理”的面纱，往往比送礼到家里更加容易让人接受。清华大学的一位院士对院士的“选举”有这样的心得：“评选院士，得有人抬举，关键是自己还要识抬举，二者缺一不可。”

另外，由于院士评选中习惯性的“平衡主义”还导致了“单位因素”左右了评选。业内人士都知道，由于院士名额的限制，一般而言，除清华、北大之外，规模稍小的高校、院所，甚至偏僻些的省份往往一年甚至几年才能出一个院士，而如果某高校评上了一名院士，那么该高校其它实力相当的候选人评上的几率就大为降低。正因如此，有的单位为了能确保院士名额，往往会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候选人身上，甚至如果某单位有３个人都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他们就把乙和丙的贡献加到甲的头上，以便增大甲被评上的可能性。每到院士评选时，为了让自己确定的候选人上榜，有的甚至提前一年就开始四处活动。据说某高校的党委书记为了让一位院士投他们学校候选人一票，甚至等那位院士回家等到半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分析，各单位不遗余力在评选院士时进行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评上院士之后可以进入争夺科研项目经费的圈子。比如“８６３”、“９７３”等大型科研项目的分配直接关系到科研经费的分配，最后演变成了院士之间的争夺。而因为院士能进入这个分配圈子，所以各个单位抢着疏通关系让“自己人”进入院士行列。

市场经济下的计划经济奖励制度，使院士的称号与许多利益画上等号，因而出现了１０００多名候选人竞争１００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的现象，许多人由评院士到争院士甚至“跑”院士。院士评选的变味，说明一些人看重的已不再是院士的荣誉，而是荣誉背后的待遇以及更深层次的利益。

学术道德日下成致命伤

“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项目经费再说”的哲学导致很多项目资金的投入落地无声。

“真没想到以前我那么敬重的老师，当了院士之后竟然是这样搞科研的。”魏先生是某院士亲自带的学生，评价自己导师时口气中竟然带着几分惋惜，“早在我本科时代，就对导师在业务上获得的成绩十分钦佩。但是当我真正成为他的学生之后，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作为院士，他手里握有很多的项目，其中有“８６３”项目，但他主要的工作不是呆在实验室里与学生一同攻克项目，而是每日忙于各种应酬活动。回到实验室，听取学生们研究出来的成果，然后拿着这些现成的东西向上级汇报项目的实施情况。不过听说像他这样还继续搞科研的院士就算不错了，有些人评上院士后干脆就走上了仕途，当官去了。”

“对于没把握做出真正创新性成果的科研项目我总会犹豫。可想想，反正是５年以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或借口，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一位学者曾这样坦承自己在科研经费上“拿还是不拿”的矛盾心理。“不拿白不拿”的心态在科技界中非常普遍，“先拿下科研项目经费再说”的哲学，导致很多项目资金的投入落地无声。

在北京市科协成立４０周年座谈会上，何祚庥院士曾经公开这样一件事，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４０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１００倍，产量算错了６０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而对“空气污染是自行车造成？”这样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１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科技就是生产力，如此出轨又谈何生产力的进步呢？

何祚庥院士指出，人们普遍认为院士治学严谨，说话可信度高。但如果科学家不是靠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给决策部门施加影响，一旦国家按照这些缺乏严格评审的错误计算进行投入，岂不要出大错？“院士院士，出了‘院子’就不是院士。”何老的话颇含深意。

不久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公布了２０例学术不端行为的案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随着清华教授刘辉造假事件、上海交大“汉芯”造假事件等屡屡曝光，社会各界对近年来暴露出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的讨论呈现增温趋势。有评论人士认为，院士的膨胀和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经济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一路高速增长，但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却呈现了负增长态势。我国科技大奖——国家发明一等奖曾出现过连续６年空缺的情况，这说明了什么？实际上，在中国科技创新还相当落后、科研人员整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此频繁地评选院士，新院士的质量就可能一届不如一届，导致院士的贬值。

“不能将此完全归咎于院士制度，”中科院一位人士指出，“但院士制度是我国科研体制的‘金字塔顶’，这只能说我国包括院士制度在内的科研体制，已经迫切需要变革。”据悉，为了加强院士队伍建设，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中国科学院在２００５年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此次两院院士大会还将修订《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进一步改革、完善院士增选制度。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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