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试药员”：痛苦挣钱痛快花

　　谈恋爱、穿名牌、请客吃饭、买书考研……样样都是高支出。沈阳市一名普通大学生平均每月消费竟超过2000元。为了填补支出漏洞，他瞒着父母，频频参加各种药物的临床试验，在快速获得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提前支付青春与健康的代价。

　　痛苦挣钱痛快花——一位大学生“试药员”的消费调查

　　今年23岁的刘正是沈阳药科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先后在沈阳陆军总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等药物研究部门参加了11次药物试验，获得1万多元的收入。他笑着告诉记者：“从第一次参加试药试验，我就狠下决心再也不做第二次了。以后每次扎针疼痛难忍时，我也多次下这样的决心。但一旦囊中羞涩，却又赶紧得找人再去试药。”

　　据刘正介绍，要参加试药，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只有到医院参加心电图、肝功能等身体检查，体重、身高均符合标准后，才算合格。虽然“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通过了各项身体检查，刘正第一次参加药物试验却感受到“不好受”的滋味。那是一种降血糖的药。试验期是两天，总共要往手臂上的血管里扎25个“滞留针”，差不多每隔一小时，还要抽一次血。“扎针和抽血都很疼，第一天坚持下来牙都软了。”

　　刘正说，更难受的是，服完药后，很快就觉得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由于自己对这个药物比较敏感，一连好多天看到饭菜就够了，什么都吃不下，每天就是胡乱吃点维生素。两天“不好过”的试药经历，给刘正带来了750元收入。这跟他每天做家教挣25元的收入相比，“钱来得太快了点”。

　　随后刘正放弃了家教和一份校外兼职的工作，开始不定期地参加各种药物临床试验。他说，钱来得快花得却更快，现在自己每个月消费基本维持在2000元左右的水平。他配置了电脑、买了可拍照的手机、苹果牌的MP3等，也经常请同学下馆子吃饭，俨然是校园里的“新富”一族。

　　刘正父母不知道的是，自己23岁的儿子“身体已大不如前”。沈阳药科大学博导钟大放教授说，对健康人来说，试药频率过勤也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一般参加完一个试药试验后，一两个月内不应该再去做另外的试验。而据刘正自己介绍，从今年3月到5月，他已经参加了4次试药试验。参加完一个治疗肝病的药物试验后，由于该药物有抗凝作用，现在鼻子还经常流血。现在他经常出虚汗，稍微一运动就喘不过气来。

　　尽管如此，刘正说，自己学校至少有300多名同学充当过“试药员”，其中约60名同学经常参加试药试验。自己认识很多参加试药的同学，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几乎都跟自己一样，四处打听参加试药的机会，频频参加各种药物试验。

　　试药体验：高薪、风险、奉献

　　是药三分毒。健康人服用药性并不完全确定的药物，难免会有风险与不利影响。他们为何选择这个“行业”呢？

　　“疼痛、害怕、难受。”东北某高校大三学生小刘这样形容他的试药感受。2003年年底，小刘经系里师兄介绍参加了学校教授主持的一个仿制药试验。这个试验首先要往受试者血管里扎下“滞留针”，服药后医生确定抽血检查时间，定时用一次性注射器从“滞留针”里抽血。小刘第一次试验两天期间共扎了25针，抽了20多次血，每次大约为两毫升左右。

　　小刘说：“针扎下时感觉到很锋利的疼痛，抽血时也痛。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试验，两次抽血间隙期间就觉得害怕。”那次试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刘一看到针头，血管就隐隐作痛。但不久后，有同学再邀小刘参加试药时，他又去了。到目前为止，已参加了11次这样的试药试验。

　　因为扎一针会有30元的“止疼”报酬。小刘第一次试验扎了25针，两天获得了750元的收入。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对小刘这样的医科大学生来说，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回避一些毒性较强、对身体损害较大的药物试验。因此他们的收入在试药行业里，几乎算是最低档的。小刘说：“有的试验毒副作用强，风险较高，一些医疗机构就采用重赏招徕‘勇士’。听说北京有的一个试验酬金就过万元。”

　　小刘的同学李勇却否认试药“奔钱去”的说法。他说，自己也是学药的，知道每种药推广到临床试验前，都经过了动物试验、毒性试验等环节，也经过医学专家、法律各界专家组成的伦理委员会论证和国家药监局的批准，风险系数较低。另外，由于受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公众不知道、不赞成或不理解试药的行为，但从药物研制的角度看，这个环节很必要。自己这么做，也是为医药行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李勇说自己一直被一个故事感动着：一位老科学家在野外考察时，不慎被毒蛇咬伤。他当时觉得呼吸困难，知道自己将要死亡。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老人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笔和纸，趴到地上记录了毒蛇的特征和自己死前的感受：“体温升到40摄氏度”、“头晕、身体燥热、耳鸣……”“血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疼痛感慢慢消失，可能大脑已经……充血。”写完后，科学家就与世长辞，但他手里紧紧拽着的那份“遗书”却令后辈敬仰不已。

　　李勇说，每当自己躺到试药病床上时，脑海里总会想起这位老科学家，“试药是个有风险的行业，只有勇敢的人、有奉献精神的人才敢于去尝试，我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自豪。”

　　(应采访者强烈要求，文中试药员为化名)

　　专家：试药不悖传统道德

　　“试药员”都不愿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职业”，试验机构也将此列为一条不成文的“行规”。一旦哪名试药员私自接受媒体采访，可能将失去再次参与试药试验的机会。

　　一些药物专家认为，试药行业普遍对媒体的忌讳，来自于社会、公众的不了解。实际上，试药在国际医药界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绵长的历史。

　　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沈阳药科大学博导钟大放教授说，现在有人把这些“健康受试者”称为“拿人做试验”，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客观。健康受试者在国际国内医药界都普遍存在，只是不被一般人所知。李时珍等医药界鼻祖寻找草药时，通常都是自己先尝一尝是否有毒，并亲自尝试药草的药性。他们担当的其实就是现在试药人的角色，而现在试验的条件比那时又先进了许多。

　　钟大放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试药肯定是有风险的。对于健康受试者来说，他们是代替患者承担了这种风险。加上试验机构都很谨慎小心，一旦出现过敏等意外情况，也有完善的救助措施做保障，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危险。根据国内外专业机构的统计，试药虽也曾出现过一些事故，但相比交通事故、矿难的高死亡率而言，这反而是一个安全的行业。”

　　钟大放等医药专家认为，医药机构选聘试药员实行自愿原则，实质上支付的报酬相对于他们承担的风险来说也并不高。试药员替患者分担了危险。“试药员”的牺牲精神值得钦佩。

　　“试药员”虽要承担风险，但试验带来的并不完全都是不利影响。钟大放介绍说，在做一个国外镇痛药的仿制药试验时，其中一位“试药员”的血药浓度迟迟降不下来。研究结果显示，他服用一片镇痛药相当于普通人服用15片药的效果。而国外原装药没有任何关于这种情况的说明，这种药也并不是处方药，潜藏的危险较为惊人。经反复试验研究，最终发现这名“试药员”的遗传基因对该镇痛药的某个成分敏感，而中国约1300万人属于这种药物的特例。

　　钟大放说：“通过这个试验，不但‘试药员’知道了今后自己不能服用含有这种成分的药物，同时也降低了其他类似个体发生危险的机会。”

　　相关链接 “试药员”面临权利保障难题

　　许多“试药员”对自己的“职业”顾虑重重。沈阳药科大学刘正说，自己并不觉得“试药”有什么不光彩的地方，但试药机构都要求我们不能对外“泄露”身份，也要面临公众、亲友不了解、不认同的压力。但令“试药员”忧虑的是，没有得到社会充分认知，这个“行业”正面临着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难题。

　　1998年3月我国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临床试验规范指导原则》，制定了《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试行)；1999年底修改后的《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正式颁布；2003年9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又重新出台了《药物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规范》(简称GCP)。

　　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制药行业的发展，国家逐步加强完善了对药物临床试验的管理和控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沈阳药科大学博导钟大放教授介绍说，按照GCP的规定，受试者参加试验必须是自愿的，同时试验机构要与受试者签订《知情同意协议书》，明确告知试验方案、试验风险程度以及补偿条款。记者在一份协议书上看到，“如果您发现由研究药物直接引起的任何不良事件，制药公司将承担您的医疗保险以外的合理的医疗费用，不提供其他形式的补偿。”

　　但实际上“由研究药物直接引起的不良事件”却难以界定。刘正目前已经参加了11个药物试验，其中包括感冒药、维C、降压药等。尽管每次试验后诸如流鼻血、呕吐等反应都在短期内消失，但23岁的刘正已明显感到身体“远不如从前”，经常出虚汗，连爬楼梯、跑步甚至于走路快也经常觉得喘不过气来。

　　刘正说，这种长期、隐性的不良反应依照现在的医疗条件恐怕很难界定，自然也难以获得赔偿。同时，经常服用各种药物，对健康人来说，也容易产生抗药性。刘正参加过一个治糖尿病药物的试验，他担心自己将来年老时若患上糖尿病，治疗的难度会比普通人高很多。“这种无形的损失如何弥补，也超出了现行管理条例的限制。”刘正疑惑地说。

　　同时，现在试药群体都是通过招募广告或者“中介人”介绍，以个体力量对抗试验机构，处于弱势地位。刘正对一件事记忆很深刻，在参加一所医科大学教授牵头的一个试药试验时，原本说好是3天扎60针，报酬是1800元。后来由于试验效果不理想，试验方提出加试38针，加试每针报酬则单方面下降到每针20元。刘正说，当时试验方提出加试时，遭到了所有试药人的反对。但当试验方提出，若不加试，将在原来的报酬上打折扣，最后大家只好接受了试验方的要求。

　　刘正说：“遇到这种情况，除了与试验方协商外，试药人还能到哪里投诉、怎么处置，恐怕也是目前每个试药人心头的疑问。加上试药人本身都不愿意把自己参加试药的事情公开，遇到这种情况只能是哑巴吃黄连。”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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