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最近有学者指出：“中国的院士制度已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原因就在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这使他们垄断了过多的学术资源，而他们并不真的具备与其所享有的崇高学术地位相称的“学术资格”。(《民主与法制时报》6月18日)

　　关于这个判断，我有一个很感性的印象。前段时间，我到一个二类本科院校办事，发现和陈旧的校园相比，两座白色的“院士别墅”分外刺目。一问才知原来这个学院外聘了两位院士，每年提供给院士的工资等劳务费用约100万元，相当于全院90名教师的全部工资。而院士仅仅在 2004年来了3天，2005年没有来，2006年来不来还不能确定。听完了介绍，我感觉两名院士成了昂贵的“招牌”，让学校不堪重负。

　　院士为什么会受到这样“非正常的崇拜”？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需求定律”：虽然近年来中国院士的供给大大增加，人数已经“大致是美国的三分之一，比英国略多，是日本的近20倍”，但相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来说，他们仍然是一种“短缺商品”，有点像春运期间的火车票。但火车票的价格至少还在形式上经过了听证，而院士的价格却完全是随行就市，这就是他们能够漫天要价的原因。

　　但我随即对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火车票至少还是有用的。但如前所述，院士的学术资格和他们享有的学术地位并不匹配，换言之，肯定存在不少学术资格优于院士，但却没有院士头衔的人，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市场，和院士们进行一场“价格战”呢？

　　这恐怕就是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考虑了。我记得经济学家穆什·阿德勒作过这样的结论：“明星现象是在知识上进行节约的一种市场手段。”简言之，人们要想进行一项物有所值的消费，是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的。比方说，你要想欣赏高水平的歌声，那你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声乐知识，还要对所有歌手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但如果懒得费这样的工夫，那就干脆去听歌星的

　　人们对院士的追捧，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对大学校长及其他官员来说，要找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才，要付出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你不仅要对最前沿的科研成果有深入的了解，还要对学者个人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但找院士就可以将这些交易成本全部都节约了，哪怕他什么都不懂呢，反正他是院士！

　　可以说，正是人性中存在“懒惰”的天性，才导致了“对院士的非正常崇拜”。院士们如果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知道是会感到悲哀呢还是感到高兴？

　　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是：人们为什么对院士头衔的追捧，超过了对学术资格本身的追捧？这不等于干了一件买椟还珠的傻事吗？从经济人理性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人要的本来就不是“学术”，而是学术之外的“政绩”、名声、经费或其他的什么东西。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又在于学术对权力的依附：学术本身没有意义，仅仅是在它能够作为权力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时，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