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大脑是如何影响到行为和信念的
 
　　信念，能让人们干出最最奇怪的事情来。一方面，信念提供一个道德框架，形成个人价值观点并用以调控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信念也具有破坏性，形成偏见，使一些人在某些名义下蛊惑自己或使他人狂热。
　　西方的一位心理学家彼得·霍利根说，信念曾是人类文明中被忽略的、最强大的部分。可惜后来信念中某些最美好的部分被营销机构、政治和宗教所利用，变成了资本。
　　如今，哲学家不再独享这一领域。信念，迅速成为众多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研究的课题。他们的目标是创建一种神经学模式来解释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对人产生影响，以及是什么在操控信念。

　　信念与人体的关系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修·李伯曼最近指出，信念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人脑进行各种分类，以区分事物的“好”“坏”。他认为，信念（包括偏见或恐惧），最有可能从主流文化中习得。当李伯曼向人们展示一组毫无表情的黑人面孔照片时，他惊奇地发现扁桃体——大脑的紧急按钮——几乎在三分之二的情况下都被触动。扁桃体负责身体对抗和应急反应，在大脑意识到威胁前，它为身体应对危险做好准备，并快速形成一连串的生理反应。
　　李伯曼最新的研究部分地印证了伦敦大学威尔康成像神经科学系的乔·温斯顿的早期研究。温斯顿发现，当他向人们展示一张张脸部照片并让他们指出每张照片的可信度时，扁桃体对于那些明确选出来“不可信”的照片，反映比较强烈，这是人体内在的反应，并不受其他人评论的影响。
　　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神经学者拉尔夫·阿道夫也发现，如果扁桃体受到损坏，人体识别恐惧表情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阿道夫和西蒙·科恩在剑桥大学进行的单独研究显示，扁桃体受损对于大脑识别社交情绪能力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而对多数基本情绪似乎影响不大。
　　这次对扁桃体的研究表明，扁桃体是信念形成过程中对威胁评估反映的关键部分。一旦这一警钟受损，在危险情况下个体就不能做出一系列判断，这有可能危及生命。在洪水猛兽的时代，信念可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信念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凯思琳·泰勒说：“在西方，我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空前水平。这就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信仰和观念因此成为我们的身份。社会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存问题，而是看重选择的伙伴，区分个性和观念的差别。”科学家们因此认为，“有关信念的研究，对于社会来讲实在是令人振奋的进步，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即使是对深奥学问没有兴趣的人们，他们也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理解彼此的信念，显得尤为重要。就拿两个人的谈话来讲，当一个人讲话时，另一个人的大脑则迅速地整理通过听觉系统接收到的信息。此时，听者的信念充当了感知流的过滤器并指导大脑做出反应。
　　信念具有稳定性。一种新的感觉或信息进入大脑时，大脑将决定是否将其与原有的知识系统相整合，在此之前，新的知识通常趋向于被否定。当人们在检测一位政治家的可信度或听到一个非常事件时，通常也会有此类反应。

　　信念与记忆及人脑的关系
　　那么，信念是如何在大脑中存在的呢？泰勒说：“我个人认为，信念与记忆非常相似。”记忆是神经网络因受到事件刺激而在大脑中留下的痕迹。神经网络使用的次数越多，其受到的刺激就越多，记忆也就越牢固。
　　霍利根说，信念比记忆的力量更强大。“信念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精神建筑，有很多东西都会瞬间即逝，如知觉等等，但在‘我的朋友是何种人？’这类问题上，我们则有固定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每次睡觉醒来，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是谁呢？”
　　神经科学家长期观察功能不健全的大脑以此了解健全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虽然研究方向各异，但对信念形成的研究，科学家做着相同的事情。霍利根说：“那些有幻觉的人，幻觉可以被认为是错误的信念，但其依然具备了信念的结构。”
　　例如，患有“人脸失忆症”的人，部分大脑受损使他们不能识别人的面孔；“科塔德幻觉”，是患者感觉自己已不复存在了，或者自己只是一个没有五脏六腑的空壳，这种患者还认为其他人、甚至整个世界包括房子、树木都不存在了；“弗莱格里幻觉”，患者相信自己被他人所取代；“凯卜葛拉斯幻觉”，一种相当罕见却又多彩多姿的病症，病人通常脑筋清楚，但对情感上非常亲近的人，例如父母、子女、配偶、兄弟等，却深信是冒充者。
　　直到最近，这些症状才被看作为精神疾病。但是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以“凯卜葛拉斯幻觉”为例，大部分患者有脑损伤，而且是典型的右脑损伤，研究表明，这些大脑受损的患者仍然保持着宗教和政治的信仰，这一点很有趣，因为无论他们患病前信仰什么，他们病后仍然保存信念在记忆之中。”

　　社会压力对信念的影响
　　了解信念如何形成的另一条途径，是看他们如何被操纵的。泰勒在《洗脑史》一书中描述了转变信念是非常困难的。第一步便是将个体隔离，并控制其接收到的信息。通过创造不确定性来挑战其原有的信念。新的信息需要不断重复。而且所有这一切需要在一个高压和富于感情色彩的环境中进行。泰勒说：“信念是植入大脑的心理客体。如果你用与之矛盾的信念加以挑战，抑或恰恰将其与刺激物分离，这时信念就会有些许松动。如果伴随新信念的强烈冲击，那么原有的信念可能会转变为新的信念。”泰勒描述的机制与正常的大脑获取信息的方法相似。尽管在洗脑的过程中，新的信念也是通过该过程高度强化的版本嵌入的。每一天，这种信念的处理过程都会发生。政坛便是信念不断经受考验的竞技场，尤其是在社会焦灼期。
　　泰勒说：“压力影响大脑以至于人们更愿意退回到熟知的方式（即循规蹈矩而且采取简单的思维方式）处理事情。”“当你所拥有的一切受到挑战的时候，很容易想那么做。比如说，在“9·11”之后。”美国2001年遭受的恐怖袭击改变了多数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泰勒认为这种压力使人们陷入了信念操纵者的阴谋诡计。例如，最近的调查发现，尽管毫无事实依据，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还是认为伊拉克人参与了本次袭击。
　　这种联想的方法利用了大脑。如果一件事刺激了两套神经元，那么它们之间的联系就会加强。如果其中一套受到刺激，很有可能第二套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哪怕在现实世界，这两种记忆几乎没什么关系，但在大脑中，它们便发生联系。
　　“9·11”事件凸现了信念力量的另一个极端。霍利根谈及劫机飞行员时说，信念能够驱使人们在明明知道自己会牺牲的情况下，依然做事先考虑好的事情。
　　信念的范围不像正义、宗教、偏见或政治那么广泛，而仅仅是在大脑中等待被发现的离散的神经网络而已，每个神经网络都在各司其职进行编码。根据信念的重要性，可能会有几种网络同时发挥作用。例如，具备强烈宗教信仰的个体可能发现，他们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而陷入到某种辩论之中，因为他们拥有大量传递那种信仰的神经网络。霍利根说：“如果你碰巧有此类倾向，例如种族主义，那么，你就可能只以特定方式看待并诠释事物。”(马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