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国强教授

与通常外向的北大人不同，毕国强教授给人的印象是安静平和。他静悄悄的回国，成为长江学者。侯建国称赞他的实验室很快站稳脚跟，获得各种支持。成为 中国科大首批“新创讲席教授”出席受聘仪式时，他穿着普通的白衬衫，安静地来，与嘉宾见面之后再匆匆返回实验室。

2010年5月17日晚8:30，忙完一天的毕国强接受电话采访。作为学物理出身的神经生物学家，毕国强保留着物理人的典型特征，言谈行事低调、有 分寸、少有激发。谈及人与事，仍然安静平和，偶有冷幽默，稍带几个物理名词。

记者：您什么时候回到中国科大的？ 毕国强：2007年开始在科大起步，过渡阶段两边都跑。我家搬回来是2008年夏天，孩子从2008年秋天开始在附小上学。

安静研究，理想所在

记者： 为什么选择科大？您是河北人，是北大校友，为什么不选择大城市？

毕国强：我经常被问这三个问题：你是科大校友？是安徽人？太太是安徽人？我的回答都不是（笑）。我考虑回国时确实差点选择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所，那 是导师蒲慕明教授创办的。选择中国科大是因为机缘巧合。我在科大访问时，曾与生命学院的教授们交谈，了解到很多情况，感觉挺好。

首先，中国科大最吸引我的是交叉学科的特色，这正是我期望开展的领域，科大是非常理想的地方。其次，中国科大理科非常出色。在北大读书时知道。此 外，科大教师很实在、淳朴。不管年轻的年长的老师，都专心做研究，受别的影响很小。当然科大学生也非常好。

记者：您毕业于北京大学，对比这两个学校有什么感受？北京大学人文环境应该雅致很多，您在科大是否会感到单调？

毕国强：科大确实偏理工科，研究气氛非常浓。学校的气氛与北大各有所长。科大人非常踏实，这方面北大人有时自己也调侃自己……算了我不能说北大不好 （笑）。 科大确实需要加强人文素质方面的培养，这对学生长远发展也有好处。前几天学校本科教育委员会还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总地说来，科大是一个能安静做学问 的好地方。

记者：您放弃了美国的终身职位回国，即使您获聘“新创讲席教授”后，收入和美国是不是仍有落差？

毕国强：以单纯数字而言，收入距离美国有很大差距，但收入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不因为这些生活上烦心即可。相比北京上海而言，合肥开销低很多。以住 房而言，京沪两地的压力很大。但在合肥这不是特别的问题。需要花钱时，当然还是多一点儿好（笑）。

记者：您在生命学院的同事水平如何，合作与相处是否融洽？学生呢？

毕国强研究组的学生们正在讨论问题。

毕国强：这确实是我回国最关心的问题。我感到科大老师们为人诚恳、容易相处。至于科研水平，生命学院同事们大多从国外回来的，水平不错。在神经生物 学的规模虽然还较小，但也是国内其他高校很少比得上的，而且同事们相处非常好。 科大学生非常好，尤其是他们的学习态度非常端正。我认为好学生数量甚至比国外还要多一些。 当然在教育方面，同学们的思路需要更开阔些，独立思考、批判思维需要加强，这与中国整个教育体系的欠缺相关。我对实验室的学生，对上课的学生，都反复强调 这点，也在努力强化这方面的训练。总体而言，我认为中国科大学生素质非常好！

研究生招生需要进一步提高，科大好学生还是出国比较多。今天出国去一般大学，经常还不如留在国内的好实验室。我们现在正在着力建设一个生物物理与神 经生物学交叉学科的PhD program，希望通过学科交叉和系统的国际合作，吸引和培养最好的学生。

克服摩擦力，终获成就感

记者：科大这几年的经历最想分享给思考回国的海外学人是什么？

毕国强：我的体会是，国内国外做事确实不一样，各有优缺点。

中国优势是快速发展，但很多体制正在建立中，这也是令人头疼之处。国外顺理成章的事，国内需要推动。但这也让你感受自身的努力，事成之后获得成就 感。我们在国内总在尝试新东西，会多一点满足感与参与感，体验辛苦没有白费。

在中国，真心做事，总能获得支持。很多事情比较容易启动。国外由于具备很多成熟的体制，启动新事物很难。即使从事研究也是如此，在旧方向继续容易， 开辟新阵地较难。 但国外优势是确定之后执行容易；国内则是启动容易但执行时仍需不断推动。用物理的语言，是阈值低，但摩擦力大。需要不断克服摩擦力做功。好在做功的过程， 也是建立机制的过程；克服摩擦力，也会带来成就感。

我最近有两位在美国和加拿大任教的朋友来访，他们也感到在中国亲切感容易建立，大家很容易就熟了。国外工作多年，虽然事业有成，但还是不容易融入所 谓的主流文化。回国更多感觉我们是主人而非客人。

国内关键词：跟进与落实

记者：摩擦力来自哪儿？是在中国科大校内还是整个体制？

毕国强：摩擦力大多来自体系不健全。有人告诉我回国要学会两个关键词：一个叫落实；一个叫跟进。很多事大家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比较高层次的领 导同意，但中间具体经办的人不知如何办，需要你去不断推动。另外许多人对于新事物，不排除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我们知道，做事情失误与不作正 确的事情都可能会造成损失。但有心理学家发现：主动做决定造成损失的决策者的心理压力，远大于不作决定造成同样损失时的心理压力。这是在中国做心理实验的 结论，不知是否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

记者：您回国的几年，科大是否兑现给您的工作与生活待遇条件？

毕国强：据我所知道，中国科大是国内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地方。时常有一些朋友即使加盟非常著名大学或研究所，都会遇到承诺不落实的情况——书面的承 诺如此；口头答应更不算。我在科大没有这类问题！ 偶尔有当初没有完全写清楚，负责人更换之后，大家解读不一样的事情，但沟通之后都能解决。同其他地方比，科大不轻易承诺，但在信守承诺方面做得非常好。

记者：海归学者大多担忧国内行政效率低下，很多人抱怨户口难办。您有什么经历？

毕国强：校内行政部门服务意识还是挺好的。外面我确实遇到问题，我是拿着中国护照回国的，户口需要恢复，弄得有点焦头烂额。当年我在河北家乡注销户 口，需要在合肥恢复。两边公安机关踢了一阵皮球。国内据说上海要好些，有一套规范的流程。尽管这不是科大的问题，我还是建议学校是否有可能统筹安排，由专 人替海归学者与公安机关协调，把事情办好。这应该比我们去谈更容易些，也节省学者们的时间。

记者：您提到经常被问到的三个问题。我想海外学者会非常关注一所大学是否排外。科大是否有这方面问题？ 作为北方人，您在合肥生活是否习惯？ 毕国强：我没有这个感觉。科大还是有非常多其他高校的毕业生，特别是生命学院很多老师并非科大毕业。至少我没听说过排外的情况。 生活方面，如果自己家乡在合肥或有亲属在合肥会方便一些，这在其他地方也一样。

记者：我看最近回来几个月的学者，都在忙着适应装修忙孩子，无暇顾及周边的风景。您回国几年来，是否到周边游玩过？您的孩子适应如何？ 毕国强：两年多来确实没到周边游玩过—车还没来得及买。我有两个孩子，儿子目前在科大附小读二年级；女儿快两岁，还没有读幼儿园。 确实儿子刚回国的半年，我们有些心疼：因为他在美国身体非常好，但那时经常生病。当时有些担心他身体出问题，因为疫苗接种方面，中美两国都不一样，刚回国 我们不了解情况，也没有时间去做，后来花了一阵力气才搞清楚。如果今后校医院能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会更好。现在小孩适应得还不错，在班上是三好学生，又当了 班干部，我们觉得科大附小的老师特别好。

记者：您在科大生活，出差到外进行学术交流是否受到局限；对省城的生活环境的评价？

毕国强：这些年合肥的交通有了很大改善。去和合肥差不多或更小的城市，会有一点麻烦（航班不够多）。去北京上海，没有任何问题。我希望高铁 （2012年）开通之后，这方面的劣势会逐渐消失。中国在发展，早晚要变成发达国家。发展国家的标准是地域差异越来越小。合肥在地理上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或许反倒有它的优势。我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在科大的居住条件如何？

毕国强：我分到了科大花园的住房，但我还没有来得及装修，现在还住在东区，条件还不错。

2007年海归中国科大的毕国强教授。

毕国强教授。

毕国强，1967年11月生，1989年获得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91年、1996年分别在纽约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物理学硕士与 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6年至2000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00年至2007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任助理 教授、副教授（终身教职）。2007年出任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教授。2008年开始，新创基金会在中国科大设立讲席教授制。2009 年，毕国强受聘为首批新创讲席教授。

2007年中国科技大学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将毕国强教授引进到校。他已在科大组建神经物理学研究室，并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多学科研究体系。毕国强 2007年被聘为中科院“百人计划”、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毕国强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生物物理学、神经生物学、神经计算学等学科。毕国强教授理论基础扎实、具有强烈的合作与创新精神。他在神经可塑性等领域享 有较高国际声望，在细胞信号转导，细胞膜动力学，神经突触可塑性、神经网络动力学等领域的多项原创性成果在细胞生物学及神经生物学界有重要影响。毕国强教 授在Science, Nature, J. Cell Biol.,J. Neurosci., Nat. Neurosci., PNAS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被引用1900 余次，其中六篇论文单篇被引用超过100次。

说明：毕国强教授简介摘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新创基金会2008年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