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舆论高度关注高校毕业生“逃离北上广”，认为由于大都市的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因此高校毕业生不愿意选择巨大压力下的“蜗居”生活。实际上，高校毕业生到底是扎堆在大都市，还是“逃离北上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关于“迁移就业”的问题。

　　笔者最近基于严谨的数据分析发现，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相反，高校毕业生依然愿意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就业。而且其他一些基于全国大样本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也并未证实“逃离北上广”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扎堆“北上广”的现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北京、上海都属于高等教育发达地区，同时也是对于毕业生落户限制最严格的地区。

　　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如果没有落户指标等方面的限制，北京和上海将吸引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扎堆集结。进一步拿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作比较，前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更高，对于毕业生的户口限制相对更小，而上海也就能够吸引相对更多比例的毕业生。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毕业生宁愿忍受房价居高不下、工作与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等种种令人生厌的因素，继续选择蜗居、甘当蚁族，前仆后继地扑向“北上广”呢？

　　主流经济学将迁移和教育一样当做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向发达国家、发达地区迁移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上的回报。然而，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上广”的高校毕业生，并不一定能得到起薪明显更高的工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扎堆“北上广”还会使得毕业生找到起薪更低、学用不匹配、过度教育的工作。

　　一方面是面临各方面的高压力，另外一方面在经济上却不能得到高回报，高校毕业生依然对于集结“北上广”乐此不疲。这真是让笔者感到困惑。

　　主流经济学家还认为在经济因素之外，有很多其他的复杂因素会影响到人们是否作出迁移的决定，比如对未来收入的期望、学习或者职业发展的机会、生活水平、工作条件、社会、人文、教育、消费与环境状况等。笔者对上述可能的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来到“北上广”就业并不能给毕业生在“工作自由度”、“未来发展空间”、“工作兴趣”与“实现个人抱负”上带来明显更高的满意度；但是能够在“与男/女朋友、配偶居住在一起”以及“为了孩子未来的上学”这些方面带来显著的非经济性收益。因为“北上广”（尤其是北京和上海这两所城市）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而且有大量同样优质甚至更为优质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资源，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城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国内的其他地区。

　　至此，为什么高校毕业生忍受着巨大压力依然扑向“北上广”的答案算是水落石出了。他们聚集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并不是因为现有工作在经济上能够带来明显更高的收益，他们也可能并不希冀未来能够事业多么的发达；而更多可能是因为在这些大都市，可以享受到别的地方很难享受到的教育、文化、社会网络等资源与机会，尤其是潜在的优质的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资源，这就使得他们可能舍弃其他地方更好的发展机会而选择有利于子女将来获得各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

　　因此，只要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拥有其他城市所无法替代的教育、文化、社会网络等资源与机会，那么这种“逃离”必定将是个别的与暂时的；而且还将吸引更多已经在其他地方获得事业成功的人，为使子女能够有机会读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与大学而源源不断继续举家迁移进入“北上广”。

　　众多高素质人才选择聚集在特定的几个大都市，这是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也是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因为当一个社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需要人才聚集来促成社会分工的顺利发展以及保证知识溢出的效应。但如果这种聚集现象长期存在，使得某些地方出现人才浪费，而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却出现人才紧缺，那么这种聚集现象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如将打击落后地区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剧地方教育投资与资源的不均衡等。

　　而且基础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这本质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这个不公平的现象间接带来了一系列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负面问题，比如留守儿童的教育、出现阶层固化、阶层间出现对立等。

　　基于此，如果能够进一步推动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将在本质上促使高素质人才不再依附于北京与上海等大都市，将促进高素质人才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与流动，减少人才浪费，从而提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而这将会有助于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系统、整个社会系统的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整个国家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