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名单的“秘密”公布，世人的视线再一次聚焦。

 

作为一项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从国外引进高层次的学者是“”的重点之一，以期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实力，有望在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等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

 

“‘千人’能否真正改变中国？”这是随着“千人”的陆续引入必须面临的问题。

 

依靠“千人”赶世界？

 

近年来，虽然中国基础学科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是“重大突破尚需理论方法创新”[1]。

 

以一级学科生物学为例。生物学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基础和核心，代表着自然科学的前沿 阵地。虽然中国在生物学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距离世界顶级水平似乎仍遥不可及。在生命科学领域，大多数优秀年轻科学家还是选择留在美国的大学任职。北 京大学一位知名学者的回答足以说明这一点：“与美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已经很成熟相比，中国几乎没有出多少应用成果。”

 

拿近10年当选的几位院士与美国的几位华人教授相比，结果一目了然：“发明聪明老鼠（即 创造基因工程小鼠进行学习记忆研究）的美籍华人钱卓，在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拿到终身教授职位，却比当时当选的某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文章好多了。同样，傅新元 在耶鲁大学也没有拿到终身教授，也比某院士要好多了。”这位知名学者告诉《科学新闻》，“道理只有一个，中国的明星科学家当选院士的标准，低于在美国一流 大学终身教授职位的标准。”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曾就清华引进施一公全职回国工作发表评论：领军人物对于当代的作用以及对于历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施一公是海外华人归国的典范和榜样，清华引进施一公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施一公，一个在海外华人生命科学界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一次，他又成为了“”的首批入选者。

 

而在海洋科学领域，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告诉《科学新闻》：“中国与美国之间具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软件’方面的差距即中国科研体制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突出问题，要想赶上美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么，通过“千人”的引进是否就一定能够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或改变？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陈和生认为未必如此，“引进个别的人是重要的，但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奋斗来实现，这一点毫无疑问。”

 

科学发展有着它自身的规律，那就是积累和循序渐进。“不可能指望引进几个人用几年就解决问题了。（这一方面）韩国就有很深的失败教训。”入选首批“”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奇伟也感同身受。

 

美国关岛大学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公共管理与法学研究部主任李宁给出的结论似乎更糟：“就 算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一个科学技术领域做到‘引领’或者‘革命’作用的专家，数量也是很少很少的。而‘’引进的是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 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这类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我对能否在世界范围内找到1000名这个档次的人才并引进到国内的可行性是怀疑 的。”

 

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姚期智则相对乐观，他告诉《科学新闻》，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清华的计算机学科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在清华正在做。中国要建立一流的学科，就要有一流的研究环境。”

 

“”如果能够找到真正的人才，姚期智保守地估计，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还是有希望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平。

 

“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从“百人”到“长江”，再到现在的“千人”，其实各种人才计划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目的就是让引进人才做出想要做的事情。

 

“‘’大规模地引进人才，这对于提升中国的科学技术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个计划，光是有一个框架还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具体目标，如到什么时候需要做什么事情、必须达到什么目标等等，然后再寻找这样的人。”姚期智认为。

 

在以往的“百人计划”和“长江学者”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也有不少入选的学者，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计划的要求全职回国工作，广大科研人员对此意见颇多。

 

这一点在李宁看来，主要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再加上主管部门对此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态度，那些违反规定没有全职回国的“百人”和“长江”学者的错误做法并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

 

而姚期智却认为，如果这些引进的人才作不出成绩来，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最重要的事是一定要找到人才，在引进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有针对性，然后再决定是否引进”。

 

李宁则认为，如果“”引进的对象瞄准的是姚期智、施一公、饶毅等这一量级人才的 话，引进2000人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在假设引进的绝大多数还是华人的前提下，海外华人里面有那么多这个量级的高层次人才可供引进吗？就算国外有 10000个这个量级的人才，能否引进2000个都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现在2000个都不容易圈点出来。而工业界的人才比科学界的更难吸引。按照国家的 计划，这类人才应该是高层次的，能突破关键技术、带动关键产业发展的人才。但是，如何确定这类人才就是一个问题。还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能力，可以在世界范围 确定1000个能够在引进之后突破关键技术、带动关键产业的人才[2]。（注：“”大约引进1000~2000人，所以采访对象有不同的引进人数的说法。）

 

利益分配问题

 

“”关系到全体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目前，已有许多国内学者指出，这些引入的 “新海归”势必与“老海归”和“土鳖”存在竞争关系，比如在项目或课题申请等资源配置、薪酬体制以及院士增选等问题上。就国家给予这些“新海归”的待遇和 地位，似乎具有与院士相抗争的实力。如何权衡各方利益，这是政府和各部门首要面对的难题。

 

“这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中国的竞争机制还不太完善的情况下，黑箱作业、人际关系等都会加大其不公平性，从而扩大矛盾。”张奇伟说。

 

让姚期智也感到挠头的是，这个问题不仅对科研成效，同时对人事和谐都有很大的影响，各个单位和机构如何平衡，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希望若干年后能够形成一个一致的平台。”

 

从中央的文件可以看出，“”要引进的不是和院士实力相当的学者——“”要求的人才学术水平甚至都高于院士，而且不是高一点。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告诉《科学新闻》，需要引进是不争的事实，也不是新鲜事 物。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科教界的主力绝大多数本来就是引进的。“‘’是国家支持和帮助了各个单位。没有‘’，各个单位引进的困难和矛盾更 多，有了国家支持，缓解了一些单位内部的问题。”

 

饶毅认为，不能把引进当成是导致各方利益竞争的诱因，“这是不良传统带来的习惯思维，国 家引进人才，是因为国家发展需要人才，这是大道理；不能狭隘地变成引进人才和国内人才的利益竞争。”饶毅说，“‘’本身并不是造成更多矛盾的原 因，而且可以说，因为国家的支持多了，各单位通过‘’可以减少内部矛盾。如果是利益竞争，国家就不会要引进，或者越少越好。”

 

在李宁看来，只要是这些“新海归”回国后遵守国内科技界的游戏规则，跟“老海归”和“土鳖”在公平的原则下竞争科研经费，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问题。换句话说，“新海归”如果学术水平更高、科研点子更好，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更多的支持。

 

“科研行业本来就是个竞争激烈、不进则退、‘马太效应’大行其道的职业，如果有人因为科 研竞争力不够强而被淘汰，那也不是坏事。这些人改行做别的，也许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大。”李宁告诉《科学新闻》，科研竞争，不妨打破体制，“应该是建立在 同行评议基础上的公平竞争，而不应该由上级部门或者高层领导钦定”。

 

生态和谐？

 

显然，改善国内科研环境与吸引人才回国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要真正提升国内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水准，从而实现培养合格人才、开发高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等目标，二者缺一不可。

 

在李宁看来，政府部门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是要倡导在法制的约束下对大学、国家研究院所依 法管理。要尽快制定《国立（公立）大学法》、《国家研究院（所）法》等，参照国际通行的模式，对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能、地位、管理模式等等，以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比如，要在大学和研究院所实施更加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建立合理的升职制度和淘汰制度；要提倡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对于学术腐败和剽窃现 象，给予严厉的制裁。对于基于本位利益的考虑而包庇学术腐败的领导，予以严肃处理。另外，要给予大学教师和研究院所的研究员们更多的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 利。”

 

实际上，无论从个人事业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更有利于帮助国内提高科研水平的角度看，某 些没有全职回国的“百人”和“长江”学者的做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宁认为，要紧的问题，不是如何惩罚那些人的“违约”做法，而是如何在制度上给这些学 者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路径，“希望‘’的设计上也能够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加以妥善解决”。

 

张奇伟认为，引进的人才主要不在于这些人出几篇文章、在国内工作几天，挣多少工资、花国 家多少钱，关键在于“有没有带来新的理念、营造新的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人才、摸索出有效的科学创新体制、获得国际同行的肯定与称赞”。 而最简单的衡量成效的标准，就是看国际上最好的研究生是否把中国作为他们的首选。

 

至于“”的实施对于国内科技体制、学科发展和学术生态可能带来的影响，李宁给出 的答案是积极的：“目前引进人才的意义，一来在于在国内理顺体制之前填补现有人才的空当，二来在于引入新鲜血液对改善国内科研环境起到推动作用，至于说他 们能否起到引领或革命的作用，那是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内的事儿。或许在设计‘’的时候，决策人对这个计划的期许过高了。”

 

“任何计划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要把‘’当成是‘手段’而非‘目的’，只要能够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只要争取了一部分人回来，这个计划就是值得的。”前述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坦言。

 

但是，“‘’的当务之急是要有合理的具体操作体制和程序，避免走样，出现质量问题。”饶毅强调。

 

参考文献： 

[1] 学科发展报告综合卷（2007-2008）,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 人力资源, 2009年第4期, “”政策之我见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09年第10期 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