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听取我国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时，提出“大学功利化是要命问题”；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11位教授向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今年为世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百年冥诞，不久前，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学生会聚北京，缅怀导师并回应“钱学森之问”这一“世纪之问”。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报告厅。“忆颂华罗庚先生高尚情怀”横幅高悬，屏幕上一张不同寻常的历史照片：56位青春年少者像叠“罗汉”一样依“假山”而立。如今他们大多已过古稀之年，他们是被称为“5811”的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学生，亦是华罗庚先生创导的“华龙”弟子，毕业后被分配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防工业、政府机关等领域。

　　甘以脊梁当人梯

　　建造“巴别通天塔”

　　“51年前，我们从祖国各地来到北京，有幸成为新中国自主创办的新型理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首届学生，更有幸成为一代宗师华罗庚的亲传弟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于1958年9月，当时全校一共有13个系，我们所在的应用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系排在第11位……”

　　就在这次对华罗庚先生高尚情怀的忆颂中，当年的“5811”们追述最多的是导师甘以脊梁当人梯，建造中国的“通天塔”。他们说，直到晚年，华先生仍念念不忘：“为建造我们的‘通天塔’而献身，这是我们每个科学工作者的崇高职责！”

　　“‘一条龙’教学法，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最具原创性的教学体系：龙头，即由大师担纲；龙身，是在知识体系规划中注重教学育人、言传身教；龙尾，即形成教材体系……”

　　中科院研究生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颜基义，1963年毕业后留校担任华罗庚先生的业务(学术)秘书。他说，在那个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受苏联影响非常大。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无优点，然而体系庞杂，容易让人迷失路径，难以捕捉要领，这是不容忽视的缺憾；华罗庚先生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撰写出具有鲜明特点和优势的一套教材——《高等数学引论》。后来，这种“一条龙”教学法被称为“华龙”。

　　颜基义说，华先生在“一条龙”教学过程中凝练了这位大师种种生动有效的教学理念。例如“先把一维搞透，然后再推广到N维”；“高的内容要会放低，难的内容要会改易，繁的内容要会化简”；“深入浅出是真功夫”等。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以一种长时期师生互动方式实现，其连续时间长达3年半，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极为罕见。

　　华罗庚的学生们对导师教诲其怎样做学问记忆犹新。譬如，读书要“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苦练基本功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勇与强者较量，“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等。

　　中科院研究生院信息学院教授孙淑玲说，她一直将华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并在近40年的教学中将其传承给她的学生们。她说她理解读书“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要义是：弄懂细节并补上教材的省略之处；而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要认真思考“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并解决到什么程度”、“问题解决过程中提出哪些概念及方法”等。她说，正是这种学习方法引导她在日后工作中从计算数学转到计算理论、密码学等领域，较快地适应工作需要。

　　“举办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班，这是华罗庚先生的又一创举——他要求每个学生平均每两周与他谈一次学问。”颜基义说，每当遇到关键的方法与转机的节点，华先生总是强调要好好想想：“人家是如何想出来的？如果是你该怎么办？”而后给予具体演示。

　　孙淑玲特别提到讨论课上的“挂黑板”：学生在黑板前讲解、推导和演算时，华先生不断提问并穷追不舍，以至于一些学生最终哑口无言，这种情况称之为“挂黑板”。她说一位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讨论班上，北大的老师对拉夫伦捷夫方程给出一个证明。这位老师受到启发，突然想出另一个证明，便信心满满地马上跑到黑板前讲述，可讲到一半推演不下去了，十分尴尬。华先生丝毫没有训斥，继续平静地点评这个题目。当天，这位老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极力修补，最终获得成功。晚上他将新的证明从门缝塞进华先生办公室。第二天华先生看到他的证明后立即回信——提出一个更简洁的证明，并鼓励说：“可见开始的想法是迂回曲折的，你能不怕曲折搞出来，再求直道，研究之道在焉。” (责任编辑：g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