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科学殿堂的快乐舞者

　　微笑是王恩多的习惯，即使在今天，她的名字后面多了“院士”两个字。

　　走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实验室的大门，王恩多还扮演着许多不同的角色：女科学家联合会里的理事长、上海大剧院里的“歌剧迷”……对于科研与艺术，她同样乐此不疲。无数精彩的侧面串成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王恩多。

　　为了完成科研三部曲，她的足迹遍布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地；为了几种肉眼看不见的核糖核酸、蛋白质和酶，王恩多关注了整整40年。问她何以能在枯燥的基础学科领域保持热情，不知疲倦，答案是：好奇心。

　　亦如王恩多最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童心和好奇心使人永远快乐，62岁的她就是科学殿堂里的一位快乐舞者。

　　33岁：艰辛的“妈妈研究生”

　　作为一名女性，王恩多感到很知足，温馨的家庭支撑着她一步一个脚印，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作为一位科学家，王恩多却始终保持永不满足的态度，她时常会提醒自己“竞争面前男女平等，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照顾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为难你。关键是你自己要具备竞争的能力。”因此，她的诀窍是：抓住重要阶段的重要问题，平常不要为家务事牵扯太多的精力，烧饭做菜尽量简单，保证营养，尽量挤出时间多看书，多做研究。

　　执着坚毅的王恩多当年有“两读研究生”的传奇经历。早在21岁那年，王恩多就考取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却因一年后的“文革”而被迫中断了学业。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尽管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她却毅然第二次填写了报考表，仅仅为了一个朴素的信念——文凭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有没有学到货真价实的知识。那年她33岁，已经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不久，她第二次考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成为我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王应睐先生“文革”后的第一个研究生。

　　作为妈妈研究生，毕竟需要付出更多。当年一家三口分居遥远的三地，爱人在比利时留学，孩子在天津念小学，王恩多则孤身在上海读研究生。无奈的她只得割舍儿女情长、日以继夜地在实验室埋头学习和做研究。

　　如今，那些饱尝艰辛的日子，都已淡出她的回忆，惟一难忘的是对于孩子的愧疚，当年由于工作的需要，王恩多不得不在儿子2个月大时就中断母乳喂养，影响了孩子小时候的身体发育。后来，她又被派出留学进修，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这些都成了王恩多至今无法弥补的遗憾。

　　40岁：执着的“大龄留学生”

　　1982年，DNA重组技术在我国刚刚起步，年近不惑的王恩多申请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成为该基金会资助的第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加州大学戴维斯(Davis)分校医学院学习期间，因为过去只有DNA重组技术方面的书本知识，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她颇感压力。然而凭借3个月不断探索的勇气，她的研究结果让国外专家们刮目相看。半年后，Fogarty国际基金会破例继续提供给她第二年的奖研金。得知消息，霍兰德(Holland)教授高兴地拍了拍王恩多的肩膀。据他所知，这可是Fogarty基金会提供时间最长的奖研金，这个4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真不简单！

　　1987年，重新回到上海的王恩多的人生轨迹又开始了一次新的飞跃。回国不久，她便接到王应睐先生交付的“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课题。然而，当年的现实甚是严峻，课题组之前已4年未出成果，不少科研骨干或出国，或调走，余下的人几乎没有做过多少具体实验，课题经费也仅有6万元人民币。1992年夏天，王恩多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需要马上住院。进退两难时，她还是毅然决然地临危受命。至今她依稀记得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中山医院的病榻上，颇有出征未成身欲去的味道。

　　然而手术4个月后，王恩多竟然出现在了巴黎，参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琼·甘乐芙(Jean　Gangloff)研究院实验室的合作研究。为了不使对方有任何思想负担，王恩多丝毫没有流露出病人的“迹象”。两年之后的一次闲聊中，琼才得知这个“秘密”，直摇头说：“不可思议”。

　　此后的10多年里，王恩多的足迹遍布法国、香港、加拿大等地的科研院所。课题的多篇研究论文也相继在《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杂志》(EMBOJ)，《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生物化学杂志》(J.　Biol.　Chem.)上发表。《生物化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Biochemistry)、《细胞》(Cell)、《自然》(Nature)等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引用她的研究结果达300多次，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她的研究成果。

　　让我国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才是王恩多最为欣慰的事情。她常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没有祖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没有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个人要想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虽然在国外或许能拥有丰厚的酬金或地位，但是祖国却给了她一种血脉相连的“家”的感觉。

　　62岁：快乐的“知心老舅妈”

　　王恩多的书架上放着一排照片，与学生在匹萨餐厅里的合影、女科学家合唱团的纪念留影、与同事的旅游近照……每次聊到这些，她总是喜上眉梢。

　　在王恩多的心里，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她喜欢面对面地与他们交流，教他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绝不用半句命令的口吻。“命令只会让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首先要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就会自觉去从亲手做的实验中寻找答案。”

　　平日王恩多也十分关注女科学家的生活与工作。她当过生化所10年的妇委会主任，是大家的“知心老舅妈”。曾为了别人家孩子的“入托”问题，三番五次找领导商量。如今又走马上任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希望能让科研女性拥有更宽松的环境。此外，王恩多还是工作繁忙的全国人大代表。她最初提出的“完善科研评估体系”、“修改国家科技进步法”等多件提案，均被采纳。“假如我不提，领导就很难听到最基层的科研人员的声音，人大代表不能光带耳朵”，她颇有感触地说。

　　好奇心与童心让60岁的王恩多浑身充满活力，她会自己掏钱买歌剧演出门票，静静欣赏古典音乐，也去各地旅游，在自然中放飞心情。

　　记者曾无意提过一句，“当选院士，您大概需要重印名片了吧。”她却微笑着摆了摆手：“不用，我还是原来那个王恩多。”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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