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大学从来都不排斥天才，只是天才不会经常出现，即使偶尔出现了也不都以大学为永久栖居之所。因此，大学更多的是秉持教育公平原则，而非专为天才设置课程。从“不排斥天才”这个前提看，中南大学将一名大三学生破格聘为研究员，也并非不可取；但问题是，这名大三学生是否真的是天才，现在下结论尚早。这才出现了所谓揠苗助长，还是重视人才之争。

　　让人们去推测几十年以后的事，这是不合逻辑的，弄不好推测未应验，却培养出许多伪预言家。换言之，如果这场争论仅仅是为了证明这名大三学生是否天才或者今后能否取得诸如获菲尔茨奖，乃至诺贝尔奖一类的成绩，争论就很可能在意气之间失去了真正的价值。

　　笔者当然不同意中南大学校长关于“大师”的通俗定义。现如今之所以真正的大师缺乏，而假冒的“大师”泛滥，就是因为很多人连一点常识都不讲，却要公开发言，随意下结论。事实上，学术大师的认定不像国际象棋大师那么简单，只要通过比赛赚积分，凭积分就可以戴“大师”帽的。笔者也不理解，一所大学聘一名不上课的青年研究员，为何还要开新闻发布会？

　　给这名大三学生一个“直博”的机会，也就是说，跳过硕士阶段，从博士生做起，本来是合理的奖励，如果中南大学给他这样的奖励，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异议。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这名大三学生直升为研究员，还有一百万元的现金奖励，其中的五十万元可以买一套带卫生设备的公寓房，这就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了。而有意思的是，大三学生被直升研究员之后，还要被补习硕士生和博士生的课程。最新的消息又说，他很可能要选择出国留学。这个仿佛只是程序倒转的方式，却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异议者会问，你都是研究员了，再混一年就可以当博导、带博士生了，怎么还要补学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呢？校方还声称，要推荐此生申报国家“青年”，而“青年千人”的条件据说是要有五年以上国外学习的经历，那么，选择留学难道又是奔着“青年千人”去的？这是为学校争光，还是为天才开绿灯，为更好地成才服务呢？

　　应该说，所有的怀疑或者疑问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事情让人感觉太不正常。当然，也可以说，所有的破格选拔、跨越式前进，都不应该在正常的范畴之内，正常反而是一种限制，其价值立降，意义立减。不能否认，有一些希望打擦边球、乘东风上位的人也会打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旗号支持中南大学的行为。但是，从所有疑问都来自于这个过大的跨度的事实看，中南大学的这个行为确实存在着“度”的合理性问题。

　　已经有评论举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举菲尔茨奖获得者陶哲轩成长的例子来说明中南大学这个行为的不合理以及可能造成的揠苗助长的后果。所有的新闻报道也都提到一个事实，即这名大三学生在一夜之间走了大部分学者需要花不止二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路。可见，这还是因为跨度太大。

　　其实，大跨度的背后不是学术而是行政主导，这才是事件的关键所在。表面看，中南大学这次的破格选拔在程序上都是合理的，征求导师意见、开学术委员会讨论，或许还是无记名投票的。可这个行为发生时的自上而下，已经表明它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这是一次典型的行政式揠苗行为。

　　行政式揠苗的特点有二：一是结果的无法预测。在这个事件中，这名前大三学生、现研究员的未来是不可预知的，但成才与否已经与当下没有任何关系了。历史往往经过筛选，没有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不会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几十年后，领导早已更换，谁还会追究曾经发生过的偶然事件的是与非呢？这就成了许多行政式揠苗行为合理性的依据。二是做法的随意性。你当然可以说，天才出现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中南大学的做法只是适应了天才偶发的特点。但行政做法一旦充满随意性，其负面影响比天才陨落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机制和体制创新的原因。

　　实际上，耿耿于二十年的那些校园学者对“校园规则”是最有切身体会的。他们强调从硕士研究生到正教授需要度过二十年光阴，不是因为自己的才华不够而喊冤，而是反感行政主导下的职称评定太过随意，标准变动太过频繁，太缺乏公正。这种无法一视同仁，无法体现学术含量，无法保证公平的行政性评定方式，让他们无奈地奔命在申报课题、发表论文、申请奖项的不归路上。

　　因此，看上去大家都在反对中南大学揠苗事件背后的行政主导，其实反对者的理由也没有离开行政主导的框架，于是，一切都成了这种行政与那种行政的碰撞、冲突和反弹。这就是当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去行政化”声浪极大，实际效果甚微的深层困境，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大学成长的人，最需要正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