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诺奖大师（自左至右）：约翰·戴森霍弗、费里德·穆拉德、阿夫拉姆·赫什科、哈特姆特·米歇尔

    4位曾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28日齐聚上海陆家嘴，与中国同行一起，为数百名听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会。

    这4位科学家均因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成名，分别是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工学院教授阿夫拉姆·赫什科博士；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穆拉德博士；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霍华德修奇斯医学中心教授约翰·戴森霍弗博士；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马其学会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哈特姆特·米歇尔博士。

    他们是应邀到上海参加“2005’上海诺奖大师论坛”的。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生命科学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论坛上，大师们分别就自己正在关注的前沿课题作了精彩演讲。

    赫什科博士演讲的主题是“蛋白质降解的泛素系统及其在细胞循环”，戴森霍弗博士所关注的是“胆甾醇体内平衡结构”，发明“万艾可（Vigra）”的穆拉德博士介绍了“一氧化氮和环化GMP的发现及其在药物发展中的应用”，而米歇尔博士则描述了“膜蛋白作为农业和医学上药物的目标”。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曹谊林博士和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韩斌博士也分别就“软骨组织工程”和“水稻基因组学”的命题发表了演讲。

    大师们演讲之后，与参加论坛的中国科研人员展开了交流。

    据了解，近年来，上海科技界与世界科技大师间的互动日益增多。仅2003和2004两年，上海先后邀请了1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来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四位诺贝尔奖得主昨天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同台讲演，“中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对于提问，四位诺奖大师齐刷刷表示“很难回答”，并表示“为得诺贝尔奖而工作，不仅很困难，而且非常危险。”

　　“回家”感觉真好

　　昨天走上讲坛的这四位诺奖大师，数哈特姆特·米歇尔博士和费里德·穆拉德博士与我国科技界最有渊源。早在199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50周年之际，他们俩就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一起，为中国同行传递世界最前沿的科研信息。米歇尔还是较早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国际著名科学家之一。近年来，他们分别受聘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学术顾问。

　　“回家的感觉真好！每一次回到上海，总能看到新的建筑，总能感到城市的快速发展。”“伟哥之父”穆拉德登台说出的第一句话，充分表达出他的“上海情结”。前年2月17日，以他名字命名的“穆拉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揭牌成立，上海从此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不管美国休斯敦那里的研究有多忙，他每年总要挤出一段时间，亲临上海指导研究生、安排科研工作。

　　虽说目前研究中心尚属初创阶段，科研经费也还显得捉襟见肘，但一提起这里的科学研究，穆拉德的脸上就一下子堆满了微笑：“一切都在朝着预期的目标前进。相信今后会更好！”谈话间，他抬起手腕瞥了一眼手表，原来，他还急着要赶晚上7时的航班。临走时，他向记者表示：“上海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力争今秋再“回家看看”。

　　中国摘奖“很难回答”

　　“中国何时能获得诺贝尔奖？”对于提问，四位诺奖大师齐刷刷表示“很难回答”。穆拉德认为，诺贝尔奖没有现成的“路线图”，关键是要加大教育、科研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吸引有潜质的年轻人投身科学事业，鼓励研究人员与全球最资深的科学大师交流。

　　阿夫拉姆·赫什科表示，科学研究应该出于兴趣，“为得诺贝尔奖而工作，不仅很困难，而且非常危险。”这位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新科状元”矢志钻研“泛素系统”凡35年才登上生命科学研究之巅。

　　获悉上海将“科教兴市”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战略，科学大师们一致表示赞赏：科技、教育是21世纪竞争的基础，将其作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投资，不仅是明智的，而且十分必要。“教育、科技上去了，离诺贝尔奖就会越来越近。”

    虽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近年频频光顾申城，但四位诺奖大师同台讲演，这却还是头一遭。昨天上午8时50分许，来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本市复旦、华东师大、二医大等高校的师生，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机关干部纷纷闻讯赶到了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不一会儿，最大的上海厅就已座无虚席。

    台上，大师演讲精辟，析理透彻；台下，听众记录认真，提问踊跃。“2005’上海诺奖大师论坛”，俨然成了国际顶尖学术交流的大舞台。

    四个半“诺奖大师”

    除了上述四位著名科学家以外，昨天还“杀出”“半个诺奖大师”，他就是乔治·布隆博格博士，197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鲁克·布隆博格博士的儿子。

    听说上海准备举办高水平的诺贝尔奖科学大师论坛，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巴鲁克·布隆博格博士表示将全力支持，但因他本人已年届八旬，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亲临，他便委派他的儿子乔治与会。

    乔治指出：“相互协作是制胜的关键。”并建议，上海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诺奖大师进行科研合作，与世界顶级生物技术企业合作——这样，不仅有可能取得更多一流科研成果，而且能够培育出一批有竞争力的高科技公司。

    上海，让人感觉很“亲切”

    “上海有着浓郁的科学氛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在生命科学领域能取得如此大的进展。”昨天，参加完“2005’上海诺奖大师论坛”，几位诺贝尔奖得主不约而同地发出这样的感慨。而给他们留下这一印象的，正是近300名参加论坛的听众。

    阿夫拉姆·赫什科昨天演讲的题目是“蛋白质降解的泛素系统及其在细胞循环控制中的作用”。正是凭着在这方面的突破性发现，他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出乎他意料的是，全场有近三分之一的听众不用同传耳机听完了演讲，并且都用英语直接提问。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有不少学生正与他从事着相同领域的研究。接到听众们纷纷就他的专业领域提出的内行问题，这位首次来沪的以色列工学院教授一下子觉得“很亲切”。

    感到亲切的不止赫什科。在论坛结束后，几位诺奖大师不约而同地用“在上海遇到了知音”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们可以用同一种语言交流”。这“同一种语言”指的不仅是英语，更是一个个到位的提问。根据大会安排，每位大师的演讲结束后都可以有三个听众提问，但这远远满足不了热情的听众，几乎每位提问者拿到话筒后，都是两三个问题连着问。而大师们一边听着提问，一边不时由衷感叹“啊，好问题！”

    活动的主办方之一——上海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组织此次论坛的初衷，是探索一个上海学者和世界级专家交流的机制，同时把上海介绍给国际顶尖大师。由于是一次纯学术论坛，讨论的又都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内容，因此原本他们很担心台上台下会没有交流。“没想到氛围这么好，这说明上海在生命科学领域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一位负责人这么认为。

    昨天，四位诺奖大师齐聚申城，在2005诺奖大师论坛上以精彩的演讲，让与会者享受到一场知识盛宴。

　　科研，是一项幸福事业

　　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弗里德·穆拉德博士认为，中国的科研水平越来越强，原本留在西方做研究的海外人才大量回国便是最好证明。请他预测中国生命科学界何时才有能力问鼎诺贝尔奖时，大师说：

“获得诺贝尔奖没有路线图可做参考！”但他还是列出以下必要条件：先进的科研设施；完善的教育体系；厚实的基础研究；有利于施展才华的配套措施；好的导师在思想理论、实验设计方面的指导。

　　选择了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约翰·戴森霍弗收获的不仅是诺贝尔奖，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研究使我拥有了一个让我幸福的事业。”他指出，必须区分“拿奖”和“科研”，喜欢科学，才会终身从事并享受研究的过程，并不是因为想拿诺贝尔奖才去搞科学研究。

　　研究，要守得住寂寞

　　整天与大量枯燥的数据打交道,也许几年也出不了一项成果。这让年轻人对基础科学研究望而却步。四位大师用亲身经历告诉听众：做研究，要守得住寂寞。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博士与“蛋白质降解泛素”的缘分，一结便是35年。当初选择专攻方向时，很多同学都挤到“蛋白质合成”这一阳关大道上，但赫什科却走上了“独木桥”。通过艰难跋涉，他终于在2004年摘取了科学界的桂冠。

　　科学，让生活更美好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哪里？四位诺奖大师的回答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确认：让生活更美好！

　　正是怀着让人们生活更健康更安全的目的，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特姆特·米歇尔博士二十多年来一直将膜蛋白的研究作为专攻方向，并在农业和药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穆拉德博士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联合进行肝细胞的研究。他想通过科学数据证明中国传统中医对一氧化碳的信息转导具有效果，一旦得出结论，将对中医走向世界起到推动作用。

　　9：30　上海

    在“2005上海诺奖大师论坛”上，4位诺贝尔奖得主关于生命科学的主题演讲，让上海的专家学者领略到了他们过人

的智慧、先进的理念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今天上午9时30分，几位诺奖大师分赴复旦、同济、交大三所高校，和上海大学生面对面交流。在活动间隙，记者采访了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寻找他们的成功之秘。

　　成功的秘诀

    耐得住寂寞，坚持不懈，坚韧不拔，才有可能成功。几位大师的经历，都印证了这一点。

    弗里德·穆拉德博士是位风度翩翩的老者。他从上世纪60年代起对一氧化氮进行基础研究，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发现一氧化氮能促使心血管扩张，1998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他的发现导致了新药“伟哥”的发明。他也因此被称为“伟哥之父”。在实验室日复一日和细胞、分子打交道，有人觉得枯燥乏味。可穆拉德表示，自己非常喜欢科研工作，享受这个过程，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独辟蹊径有时也能成功。上世纪60年代末，研究人员普遍关注蛋白质的合成。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赫什科，却将目光投向了那个冷清的角落——蛋白质的降解。经过35年的寂寞长跑，67岁的赫什科终于迎来了成功的喜悦。去年，他因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成为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我没有想到过能得诺贝尔奖，如果冲着诺贝尔奖去，也许我当年就不做膜蛋白研究了。”德国科学家米歇尔是来沪的4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最年轻的一位，1988年他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年仅40岁。这位天才的化学家，在研究初期却遇到了重重困难，甚至连专用实验室都不能保证，但他怀着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成功。这一信念支持他顽强地坚持下去。在谈到成功的秘诀时，他坦言：不要迷信权威，要具有“敢于怀疑一切”的科学精神。

　　问鼎诺奖没有“路线图”

    那么，中国科学家在生命科学领域问鼎诺奖的希望有多大？在回答记者的这个提问时，穆拉德博士沉思片刻后表示，要获得诺奖并没有什么“路线图”，需要各种条件和综合因素的配合，如完备的基础设施、一流的教育体系、大量的基础研究、优秀的导师，还有一点很重要，一个能吸引最有才能的人来工作的机制。即便这一切都已具备了，还需要一定的机遇。

    今天上午，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国科学家约翰·戴森霍弗博士来到交通大学，为师生作了关于自己诺贝尔奖成果的演讲。戴森霍弗博士还被聘为上海交大名誉教授，谢绳武校长向他颁发了证书。

    198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德国生物化学家哈特姆特·米歇尔博士，上午在接受了同济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后，以“膜蛋白作为药物靶在医学和农业当中的应用”为题，为同济大学学生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