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科学奖评选的历史上，争议和缺憾始终伴随其中。2012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英国科学家约翰·戈登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以表彰他们发现成熟细胞可以被重新编程为多能干细胞。然而，被誉为“克隆羊多利之父”的伊恩·威尔穆特和基思·坎贝尔却未能获奖，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科学贡献争议和诺奖评选规则的限制。

故事要从生命逆转技术的起源说起。1938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提出细胞核移植可能产生克隆动物的设想。1952年，美国科学家伯里格斯和金成功将豹蛙囊胚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去核卵细胞中，发育成蝌蚪和成蛙。但囊胚细胞已是早期分化细胞，未能证明成体细胞可逆转。

1962年，戈登用青蛙小肠细胞的细胞核替换卵细胞核，成功培育出成体青蛙，首次证明成体细胞可以重编程，奠定了克隆技术的基础。然而，戈登的实验仅限于两栖类。1996年，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威尔穆特和坎贝尔利用类似技术培育出哺乳动物克隆羊多利，震惊世界。2006年，山中伸弥团队通过向小鼠成体细胞转入4个基因，成功诱导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实现了无需卵细胞的细胞重编程。

尽管威尔穆特和坎贝尔在克隆技术中贡献巨大，但2012年诺奖却只授予戈登和山中伸弥。原因可能包括：诺奖每项获奖人数不超过3人，若纳入威尔穆特和坎贝尔，人数将超限；此外，坎贝尔在诺奖公布前3天去世，而诺奖早在10月前已确定，若他仍在世，或许威尔穆特能入选。更关键的是，谁才是多利羊的真正“父亲”一直存在争议。2005年，威尔穆特的前同事普瑞姆·辛格指控他种族歧视和窃取成果，法庭上威尔穆特承认多利羊66%的成果归功于坎贝尔，但论文署名时他作为项目负责人列为第一作者。这种贡献归属的模糊性，使得诺奖评委会难以抉择，最终选择“遗漏”二人。

类似的历史遗憾也曾发生在1957年物理学奖上。吴健雄通过实验验证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但未能获奖，原因可能涉及性别歧视或合作争议。诺奖的评选虽力求公正，但受限于规则和人为因素，难免留下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