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对西方哲学、西方文化深有研究，先后出版了《西方宗教文化》等15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40余篇。曾在中央电视台，做过多场专题讲座。他所主讲的《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均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被评为武汉大学“我最喜爱的十佳优秀教师”，2007年当选为“国家级教学名师”。本文节选部分赵林教授12月5日做客“2009年大学生科技论坛”讲话的精彩片段。

　　第一个话题：科学与人文，人才与人

　　钱学森先生在病危之际对温总理和其他各行各界的人讲到他对科学的忧虑，中国大学和科技研究都在蓬勃地开展，但是中国这些年确实很难产生顶尖级的人物。“诺贝尔奖”，这是一个客观标准。虽然我们曾经为我们的空白找原因说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国家设置的，但是这个标准是很公正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这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很多领域突飞猛进，但唯独这个方面，始终没有什么成就。从钱学森这样一个大师级人物的忧虑中，对于我们这些从事文科事业的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目前科学创新人才在不断出现，但是大师级人物，能够和钱学森先生媲美的，就凤毛麟角。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比较急功近利，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只是把人培养成一个“专、精、尖”的人才，而忘记了首先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人，这应该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人才”和“人”之间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别。

　　在古希腊，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是不分的，整个就叫做哲学。刚刚周校长在谈到从“innovation”这个词中分析得到的创新，兴趣等，我个人觉得，其实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谈“我们为什么要产生哲学”时，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产生的原因时，把它概括为两个词，其中一个就是“惊讶”——这个词把兴趣与天真联系在了一起。如果一个人面对大自然没有兴趣，对什么事都是熟视无睹的话，那就谈不上对任何事情有兴趣。同时，这个兴趣里还要有一种天真。要经常以一种童稚的心情来追问世界的根本。事实上我们发现，当人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时，就会感觉到自己童年时的很多看法和观点是包含着很深的道理的，只是那时我们浑然不知。所以我们老说一个人是大智若愚，返老还童，实际上是说我们童年时候会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无拘无束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而这样的观察有时候是包含很深刻的道理的。一个好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爱迪森，他们对待大自然，都抱有一种童稚之心。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惊讶”。还有一个词就是“闲暇”。闲暇就是你不用为道而谋，不用考虑我干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很悠闲。在闲暇的时候，再加上你对自然界，人生的一种惊异，就会导致哲学产生。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来总结哲学产生的。

　　第二个话题：知识与智慧

　　我认为在研究西方哲学家譬如康德、黑格尔等的思想时，就是一种科学研究。跟各位研究水稻等各种各样农作物，细胞一样，只是我们的研究方向不同。一个是面对自然界，一个是面对人物思想。我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研究难道只是去弄懂细胞是怎样生长的？水稻是怎样培育的？哲学家所谈到的观点究竟对当时社会有什么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恰恰贬低了自己的智慧，根本谈不上什么智慧了。这些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对学术进行分类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知识最初是从经验开始的，所有知识就是最基本实践。而后上升到一定水平，叫技术。技术就是一种比较恒定经验的结果。它是知识层面的东西。而再上一层次才叫做智慧。所以智慧之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超出知识的。知识是固定的，是同学们在专业课本里能找到的，但是智慧是超越它之上。智慧是主观的，知识是客观的。同学们现在所从事的专业研究，都是属于知识层面。但是，所有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我姑且就称其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可能都需要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你对客观事物，对你所研究事物本身的研究，而是一种自我提升。这种提升涉及到一种广义的或者说更原始意义上的人文学内涵，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史哲艺方面的修养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