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不仅在发生当时会对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巨大冲击，而且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持续影响人们后继的风险决策，从而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通过调研郴州雪灾、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和汶川地震等灾害事件，笔者发现灾后民众在风险决策方面表现出了一系列变化特征。

　　灾后民众更易高估小概率

　　通过分析美国交通部关于“9·11”事件后3个月的数据，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发展研究所心理学家Gigerenzer发现，美国人为避免乘飞机遭受袭击而改乘汽车，反而使得路面交通事故增加。因此，他认为灾后人们的决策会变得更加非理性。意大利心理学家Sacco等基于“9·11”事件的研究指出，灾后人们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即面对风险时人们会变得更加保守。

　　然而，郴州雪灾和汶川地震之后搜集的数据表明，在面临“损失”时，人们的确更倾向于风险规避，但在面临“获得”时，却更倾向于风险寻求。这一结果并不支持Sacco等人的研究结论。灾后人们的风险态度不能简单地描述为更倾向于风险寻求或风险规避。更合理的描述应该是，灾后人们会表现出更易高估小概率这一稳定倾向。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ahneman和美国行为科学家Tversky的观点，高估小概率可以用来解释人们购买彩票和保险的行为。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地震后人们对于彩票和保险的购买意愿的确增强了。仔细分析后发现，Sacco等人题目中所用的变量参数与Kahneman和Tversky所用的参数虽然在“货币价值”上相等，但在“数值”上并不相等，而数值的大小变化本身则会引起人们在风险态度上的变化。李纾的风险态度“四折”模型指出，对于小的确定物（SureThing，ST），人们在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寻求，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规避；但对于大的ST，人们则表现出面临“获得”时倾向于风险规避，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寻求。由此可以看出，Sacco等人与Kahneman和Tversky研究中风险态度的差异，很可能是由ST的变化造成的，而不能简单归因于“9·11”这一灾难事件的影响。

　　灾难事件降低过分自信水平

　　在判断与决策过程中，人们经常会表现得“过分自信”，即认为自己正确判断的概率高于实际的概率值。这种偏差普遍存在于判断与决策领域，也是该领域“最为重要而普遍”的研究问题。

　　郴州雪灾、阜阳手足口病疫情和汶川地震之后，通过对灾区和非灾区居民进行调研，项目组发现灾难事件后灾区居民在“同伴比较”上的过分自信水平显著低于非灾区居民。汶川地震后1.5个月、4个月和12个月在四川灾区的调研表明，灾区居民的过分自信水平随时间的流逝而与非灾区居民无异。这表明，小概率高风险事件的发生会使人们的过分自信水平降低，这就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理性”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也表明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自然灾害或许会起到某种“纠正过分自信偏差”的作用。

　　灾后人们的时间折扣效应更强

　　行为决策中，人们经常要对发生在未来某一时间的结果作出判断或选择。这种“结果发生在不同时间点上的选择”被称为跨期选择。时间折扣，是指人们会将未来获益或损失的价值打一个折扣，未来的权重低于目前的权重。

　　项目组在地震前半年和地震后哀悼日以北京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室研究显示，地震之后人们更倾向于要“现在的获得”，更倾向于承受“以后的损失”。这表明，突发公共事件后人们的时间折扣效应更强。

　　此外，项目组对时间折扣中获益与受损条件下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获益和损失完全对等的实验设计，研究者首次发现外侧额叶和后顶叶区域在折扣未来获益和损失时都有激活，但在折扣未来损失时激活更强，表明人类的大脑对未来损失比对未来获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