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克里斯·塔齐巴纳在2011年12月9日出版的《科学》上发表文章《聚焦中国：大国家，大科学》。

　　文章认为，中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科学热土，它拥有一批年轻的科学研究精英，和一个关注科研投入与科技发展的政府。海外留学人员逐渐感受到，最好的就业机会在祖国。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人才踏上国内科研岗位，关于国内科研经费与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科研质量的质疑。

　　文章指出，年轻的中国科学家主要面临以下挑战：科研经费的提供往往取决于“关系”而不是课题的创新性；国内的科研评价体系苛求他们培养更多的博士，发表更多的论文，这可能导致研究质量下降等。

　　围绕上述问题，本报记者对文章作者进行了访谈。

　　人物介绍

　　克里斯·塔齐巴纳，分子生物学博士，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学校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现在主要从事与科学相关的报道，是《科学》杂志的签约撰稿人。

　　■本报记者 郭勉愈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科研状况感兴趣？

　　克里斯：我曾经到过中国。2008年我在丹麦工作时，遇到了一些中国的留学生和学者。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产生了兴趣。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您认为中国的年青科学家面临三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研究经费分配体制过多倾向于“关系”而非创新和理念。您可否对此进一步解释，并介绍美国的研究经费分配体制？

　　克里斯：我文章里关于中国研究经费分配体制的评论主要是基于我对饶毅和施一公的采访。他们认为，中国研究经费的分配过于注重人际关系，那些有权决定经费流向的人早就知道他们手中的钱将要给予哪些申请人。这样的情况对于小额资金也许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对于大额度的研究经费来说，应该有公平透明的竞争。我采访了一些人，他们中的一些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例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曹聪，还有一些人要求匿名，但是他们都表示，不喜欢中国目前研究经费分配制度的运行方式。

　　相对而言，美国的这一制度是非常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研究经费。当然，如果你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大学或研究机构没有联系，申请将十分困难。对于政府合同，如果你和知名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没有关系，申请也将十分困难。但是，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要想申请成功，你必须使评审委员会的委员相信，你有非常好的想法，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来实现这个想法，而且你的项目会给你的研究领域带来新的东西，推进这一领域的进步。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就是了解你的领域的另一些科学家。所以，你的申请必须清楚地说明，谁将实施这一项目，项目实施者具体将做些什么，项目资金将有何种用途，这一项目的新意在哪里。如果申请者不知道哪些人会构成评审委员会，他也不会抱怨。这的确是个小问题，但是它也意味着，从理论上讲任何申请都有可能获得通过。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您刚才提到，研究经费的申请是由委员会评审的，那么这些评委会里的科学家和美国政府有关系吗？

　　克里斯：没有。他们通常是得到美国政府研究资助的科学家，但他们是独立的。如果申请人和评委会里的某些委员是同属一个大学或机构的，那么这些委员将不会参与申请的评估。但是评委会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评委有不同的思想和重点关心的对象，所以申请人的申请报告必须具有说服力。这并不意味着评委们要同意你的想法，但是你必须使他们信服，你有非常好的想法，有能力实施它。我相信这使得评审过程比较公开。你可以从网上查到，哪些人将构成评审委员会，他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发表了那些论著，以及评审的标准等等。所以，评审是非常透明的。而且，评审之后，你也会得到反馈，告诉你为什么你的申请获得通过或未获通过。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美国政府在研究经费配置中发挥什么作用？

　　克里斯：美国政府在各个科学领域都提供大量资金。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生物医学和卫生学方面提供很多研究经费。同时，美国也有很多私人机构提供研究经费。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您的文章里提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急于培养大量的博士生，但是博士教育的质量却不一定能得到保证。您能进一步解释这一点吗？

　　克里斯：我不认为研究生教育项目应当有一定的时长。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制度都可以得到好的效果。我在丹麦工作过，他们的体制也是硕士三年，博士三至四年，博士和硕士也通常是彼此独立的。从我和诺丁汉大学曹聪的交谈，我得知，中国研究生教育更大的问题在于质量，而不是学制的长短。

　　我认为，博士生的导师本人必须受过高质量的博士教育，尤其在以下方面：如何计划一个学术研究项目，如何实施该项目，如何评估该项目，如何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以及如何把自己接受的高质量教育传授给学生。而且，读博士并不仅仅意味着在实验室里度过几年时光，它也意味着要评估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工作质量。换言之，也就是他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已经准备好成为独立的研究者。我认为，从这些方面可以评价一个国家博士教育的质量。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你在文章中认为博士后工作经历对于博士生成长为独立研究者是必要的？

　　克里斯：我很高兴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我为写作这篇文章作访谈时，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每年中国都有大批博士生毕业，但是他们很难得到成为独立学术研究者或工业研究者所需要的额外训练。我认为，在获得博士学位和成为大学教授或高级工业研究者之间，获取附加的经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你虽然有一定独立性，但是仍然有一个导师或指导者。通过做博士后或在工业界工作来获取此种经历，是我所希望鼓励博士毕业生们去追求的一件事。我也希望每个国家的科研、教育和工业机构开发并提供这种机会的项目。

　　《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对于中国年轻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您有什么建议？

　　克里斯：中国正在对年轻科学家们面临的这种挑战作出回应。正如大家预想的那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百家争鸣的大国，解决方案将来自许多部门，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我希望看到，政府和科学界坐到一起，讨论科研的体制——什么样的制度和做法有利于科研的发展，什么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