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说,对于非洲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协助它们加强侦测野鸟和家禽,并且改善实验设备,使之能够及早侦测出禽流感的爆发。粮农组织目前正在帮助印度、孟加拉这些南亚国家建立禽流感监测体系。 更具有全球意义的是,WHO近期向167个国家发布了禽类扑杀原则,WHO主动承担起了全球领导义务。欧盟的反应更为迅速,他们早已做到在同一时间分享信息,向成员国发出储备药品的建议。 10月25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30多国卫生官员部长级会议迈出了国际合作重要的一步,美国和加拿大承诺支持全球协作。各国同意由世界卫生组织来领导这场同禽流感的抗争,其他国家则扮演支援的角色。 回顾2003年,从WHO针对SARS发出全球警告,到确认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是SARS的病原体,仅仅用了四周多的时间,WHO将其归因于全球13个实验室不同寻常的合作。SARS合作网络的倡议人和协调人施托尔仅仅依靠卫星通讯和互联网,把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顶尖实验室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跨国界、跨实验室的紧密合作前所未有,在面对流行疾病这个全人类共同的威胁上,科学保持了开放的心态。 全球合作仍有困难 国际合作的道路也并非如此顺畅。也正是在这次渥太华30国部长级会议上,由墨西哥和泰国提议,富国拿出5%至10%的流感疫苗,同发展中国家分享的计划没有获得大会通过。 贝汉卫也谈到了疫苗数量的不充足,“拥有国与未拥有国之间的不平衡差距很大。” 加拿大和美国提出,发展中国家先依赖WHO现有抗流感药物和疫苗的存货来预防疫情的爆发,之后另外8到10个也有存货的国家将在必要时,供应药物和疫苗给发展中国家。美国先将为数不多的疫苗拢在自己怀里,美国的意思很明显:我支持全球协作,但得先顾自己,别人向WHO要去。 疫苗之争涉及了全球协作最关键的利益问题,在跨越国境、种族、民族、意识形态的全球协作上,还需要一个利益杠杆来协调各国间的平衡。 由于对治疗禽流感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达菲”(tamiflu)的专利权控制在瑞士罗氏公司手里,而面向突如其来的疫情,罗氏公司的生产能力不足。罗氏公司预计2005年仅“达菲”一种药品就可为公司带来6.6亿欧元的盈利,在丰厚的利润面前,罗氏公司迟迟不肯开放专利权。这直接导致了全球有能力的“富国”纷纷抢购“达菲”药品,以应付自己国家可能面临的禽流感疫情,“穷国”只有干瞪眼。 罗氏公司的做法遭到了全球舆论谴责,公司被指责“罗氏公司正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类健康之上”。 10月18日,在美国国会等方面的强力压力下,罗氏终于同意向四家美国公司颁发“达菲”生产许可证。法新社报道说,瑞士制药业巨头罗氏公司(ROCHE)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共同合作。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研究员乐卫东先生在美国深造、工作了16年,经常组织国际医学的交流与合作会议,熟悉全球医学合作惯例。他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认为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时,公司利益必须退后。 乐卫东说,“目前全球协作的几大困难:信息交流欠缺、全球性合作网络并没有建立、除了WHO外无人做领头羊、经费不足、民间交流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此外,国家利益、科技机密、意识形态等潜在因素也不容忽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全球合作,一方面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建设自己的防疫系统,改善政府工作效率,甚至可以得到资金技术的直接援助。但也可能因贸易限制而对疫区国带来经济上的严重打击。 但是,“在一国问题也可能是全球问题情况下,建立一个全球协作反应系统是必要的。” 贝汉卫说。 (责任编辑: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