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具体解释威塔塞克的实验结果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在两种可能性之间无法作出决定：（1）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个由对子音节k和I两个成员组成的痕迹系统妨碍了一个新组织的形成，在这个新组织中，k和I则属于不同的对子，k属于前一个对于的第二名成员，而L则成为后一个对子的第一名成员；（2）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只有当新过程具有同样的组织时，KI痕迹就可以运作起来，可是，如果它是属于系列A这种类型的话，也就是说，属于iK、lm这种类型时，kl痕迹就不起作用了。

    然而，鉴于我们的目的，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作出决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两者都证明一个习得的系列是一种组织的系列，因此，痕迹也必须被组织。

    有组织的痕迹和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再现定律

    现在，让我们着手处理这样的问题，即痕迹系统在学习材料再现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痕迹和过程之间动力关系的一般原理中引伸出来，也就是说，前者将会影响后者，因此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痕迹不会丧失其稳定性（边码P．563）。如果整个系列都被学习，那么，它的痕迹系统便形成一个清晰的单位。当被试开始朗诵该系列时，他的过程一定与这种痕迹系统进行交流。因此，如果第一个音节已被朗诵，与这个音节对应的痕迹部分已经与一个过程进行了交流，而其他痕迹部分则没有进行这种交流，结果，假如过程停止的话，整个痕迹系统将被下列事实所改变，也就是对整个痕迹系统的一个部分来说，已经发生了某种情况，可是其他部分则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如果痕迹是稳定的，它将抗拒这种变化，其方法是诱导该过程的继续，直到所有成员都已经与一个新过程进行交流为止；也就是说，痕迹将对过程得以发生并使过程“完整”的场施加一种力。为了解释再现，我们无需一种特定联结的假设；确切地说，再现的可能性是随组织的事实而发生的，并遵循着痕迹和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一般原理。传统的联想定律应当被下列的系统阐述所取代：如果一个过程与痕迹系统的一个部分进行交流，那么，整个痕迹系统将对该过程施加一种力，以便使它像当初创造该痕迹系统时的过程一样完整。

    这种系统阐述确实是与事实相一致的，对此已有证明。我可以作为缪勒和皮尔札克（Pilzecker）的证人，他们的著作是纯联想主义文献中最佳的作品之一，但是，没有人会因为G．E．缪勒所持的对格式塔理论有利的偏见而谴责他。

    缪勒和皮尔扎克的起始再现倾向支持了我们的理论

    缪勒和皮尔札克写道：“如果有人对一名有教养的德国人说出‘Eisenhammer’一词，那么，他很可能会回忆出这样一个词组‘Der
  Gang nach dem Eisenhammer’。”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同样的情况。这类经验似乎使下述结论变得颇有根据：如果一系列相继的观念，经过一次或多次重复，形成了一个观念的复合体，那么这个复合体的每个组成成分，尤其是它的最终成员，若在意识中重现时，便具有一种首先再现第一个成员的倾向，然后又以适当顺序再现其他成员。我们将表明这种再现倾向，首先讨论复合体的起始成员，也即“起始再现倾向”（initialreproductive
  tendency p．199）。

    在上述引语中，必须区分两个东西，即事实和对事实的解释。事实是指整个复合体通过它的一个部分恢复了原状；对事实的解释则在“起始再现倾向”这个术语中达到顶点，它把事实分解为两个独立成分之间的联想关系。确实，两位作者对下列问题均未作出结论，即由部分引起的倾向是仅仅指向起始成员，该起始成员依次又再现了下一个成员，等等，还是它立即指向整个复合体的再现。但是，他们在一个脚注里讨论了这种选择，而上述引文伴随着新术语的介绍却出现在正文中。通过创造和使用这个术语，他们接受了第一种解释，而对一位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来说，第二种解释无疑是更有点道理的解释。在上述的脚注中有英语例子，如果我们稍稍看一眼的话就会使这一点清楚起来：这不是什么定冠词或不走冠词直接得到再现的问题，不是“该复合体中的第一个术语”直接得到再现的问题，而是主要单词的含义得以完整的问题。起始的再现倾向问题（关于它的效应，缪勒和皮尔札克已经用无意义音节的特定实验加以证明）证实了我们关于再现定律的陈述：一个痕迹的一部分“倾向于”建立引起整个痕迹的过程。

    再现定律的量的方面

    在上面的系统阐述中，使用“倾向于……”这个词是有目的的；它并不意味着这种陈述含糊其辞，不具有纯粹的统计学意义；恰恰相反，它指出了该定律的量的方面：由痕迹施加的力（见边码p．567上我们的第一次系统阐述）可能在强度上有所变化，同时，影响过程的其他力也可能在强度上有所变化。因此，我们的定律不是关于结果的定律，而是关于原因的定律；在我们上述阐释所内涵的量的方面必须加以说明。痕迹场向新过程施加的力有赖于许多条件，在这许多条件中间，交流的程度和种类一定十分重要，尽管此刻我们对它们说不出什么。然而，另一个条件是痕迹本身所固有的：由于痕迹对过程施加的影响与痕迹的稳定性有联系，因此，它的力也必须是这种稳定性的直接作用：如果其他条件均相同，那么，整个痕迹（whole
  trace）的稳定性越强，部分过程在朝着完成的方向上也将越强烈地受到痕迹的影响。

    痕迹的稳定性；作为组织的一个因素的接近性；无意义材料和有意义材料

    整个痕迹的稳定性是指，在这个单位里面，每个部分都被强大的力固定在其位置上，这种强大的力抗拒转换（displacement）。因此，一个痕迹的稳定性必须是它的动力结构的一种功能。这种结构“越好”，整个痕迹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实际的单位，最终，各个部分相互依赖，并依靠该整体中它们的功能。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曾经研究过单位的形成，现在，我们可以把在那里获得的知识应用到目前的问题上来。我们在那里遇到接近性（Proximity），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像接近性出现在联想主义中一样。我们现在了解了它的含义。接近性在再现中发挥了它的作用，表现在它把相邻部分统一起来。因此，尽管一个无意义音节系列中的每个音节与其他两个音节邻近，但是，它再现其中一个音节要比再现其他的音节较容易，也就是说再现同一对子中的一个音节更容易。这是因为，单位形成除了接近性以外，还依赖一些因素。那些相互“适合”的部分，即联合起来形成“良好曲线”（good
  curve）的那些部分，比起那些没有内在关系，单单依靠接近性联系起来的部分更强烈地被统合。这种“良好连续”（good continuation）把有意义的课文与无意义的系列区分开来；因此，与理解有意义材料相一致的过程比起与无意义系列相一致的过程肯定更好地被组织，前者的痕迹一定比后者的痕迹更加稳定。这种更大的稳定性将赋予前者的痕迹一种“更大的再现力量”；如果它的一个部分与一个过程相互交流，那么，整个痕迹便将对那个过程施加更大影响，如果无意义痕迹的一个部分与一个过程进行交流，那么该痕迹对过程的影响便较小。因为在前者的情形里，过程在痕迹的稳定性中发现了对它以不同方式继续前进所设置的阻力，而在后者的情形里，这种阻力便较小。我们回忆有意义材料要比回忆无意义材料更好，这恐怕是一个共同的经验。该经验早由彪勒所证实，他的实验同时表明，回忆并不是从一个部分到一个部分，而是从部分到整体。因此，有意义材料与无意义材料之间的差别，不是联想的数目和强度的差别[这是联想主义所假设的（见边码p．556）]，而是组织种类的差别。正如实际上存在大量的形状一样，也存在大量的“观念形成的”组织，彼此之间在种类、复杂性和稳定性方面均不相同。再者，单凭接近性，就接近性本身而言，是没有作用的。它只有通过对组织的影响才能进入原因系列中去。即便在那里，单凭它本身的力量也是不够的。我们已经看到，无意义音节系列只有以明确的韵律被朗读，它们才能够被记住，也就是说，只有当无意义音节被一种外来的因素所组织时，它们才能够被记住。但是，另一方面，冯·雷斯托夫的实验也已经表明，在其他一些条件下，即使没有这种外来影响，无意义材料也可以学得相当容易。然而，在他的实验中，接近性并非唯一的因素，而是对不同物体而言相似物的接近而已。这里，统合的原则是“孤立的”材料和“重复的”材料之间的梯度（请参阅第十一章，见边码p．485）。在讨论他的实验时，我们区分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它们主要解释学习无意义音节时涉及的困难：一种可能的解释以无意义音节的“单调性”（monotony）为基础，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以“无意义”（nonsense）为基础。冯·雷斯托夫的实验强调了第一种因素，该因素对第二个因素的促进作用迄今为止仍被忽视。但是，要是认为其他因素一点不起作用的话，那是对他实验结果的一种误解。我们刚刚讨论过，当一个痕迹产生自有意义材料时，要比一个痕迹产生自无意义材料时，一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不过，对痕迹稳定性来说正确的东西也一定适用于组织过程本身，因为组织过程本身是组织痕迹的。有意义材料比无意义材料更容易被组织，尽管把或多或少有点无意义的材料转化成或多或少有点意义的材料可能较为困难，这种情况与我们逐步开始理解一个数学证明题时的情况一样。

小结：任意联结为动力组织所取代

    如果要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联想概念中的一个方面进行了考察：那就是联想联结的任意性（arbi－trarg
  character）。我们已经看到，在一个整体中，任意地联合起来的项目的组织在整类事例中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已，而且，即便在这个例子中，单单接近性也不是一个充足的因素。例如，pud－sol这样一个联结肯定不是所有联结的原型（archetype），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一切组织的原型。相反，存在着无数的组织可能性，在这些组织中，整体中的成员被内在的关系结合在一起，在我们的理论中，这种现象被认为是神经过程的动力关系。

    这种情况会不会导致“Psychologismus”，也就是心理学和逻辑呢？

    这种理论似乎意味着一种极端的“心理逻辑学”（psycho－lo－gismus），也就是说，一切从逻辑上可以理解的关系都能通过心理学的或甚至生理学的存在关系而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在上一世纪末获得了其基础）受到了一些卓越的哲学家的猛烈攻击，尤其是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他声称要一劳永逸地将它批倒。但是，他的论点却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面：在所有的心理学理论中，不论是含蓄的理论还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心理关系仅仅是事实的和外部的。以此假设为基础的“心理逻辑论”确实遭到了胡塞尔和其他哲学家的拒斥。但是，这种批驳并不影响我们的心理逻辑学——如果我们的理论可以被正确赋予这个名称的话——因为在我们的理论中，心理的和生理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心物过程，都是按照内在的关系被组织起来的。这一点只能简略提一下。它意味着在我们的理论中，心理学和逻辑学，存在和生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实和真理，不再属于完全不同的讨论范畴或领域。正是在这里，心理学必须证明我们第一章提出的整合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
  作为一种力量的联想：勒温

    现在是考虑联想的另一方面的时候了，这个方面是一种力量，通过这种力量，再现得以发生（见边码p．559）。对于旧概念中的这个方面，勒温发动了最为猛烈的攻击（1926年）。他用下列的话概述了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