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追踪技术成熟精子捐献技术上已无法匿名

3066号捐精者与加利福尼亚精子库签约时，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些自己的基本信息：他有戏剧学士学位；母亲是位护士，父亲在棒球名人纪念馆工作；他的生日是1968年9月18日。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愿因签字放弃匿名，而被人发现。

精子库按照自己的承诺，保护了他的匿名权。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就不会被发现。在精密的基因检测时代，匿名的概念迅速消失。利用某些智能跟踪——能够追踪祖先起源、捐精者编号以及点点滴滴生物信息的一种测试——父母及后代能够找到捐献者。“有了DNA测试和谷歌，再也不存在匿名这回事了。”人工授精同胞登记网（Donor  Sibling  Registry）的创始人温迪·克雷默说，“捐精者选择匿名，是由于他们没有得到培训。如果经过培训，他们充分了解到其后果，许多人都会选择不捐了。”

米歇尔·乔根森搜出了3066号捐精者。她是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的女侍者，现年39岁，她的女儿夏安出生于1998年。女儿五岁时，乔根森加入了人工授精同胞登记网，开始寻找其他使用了3066号捐精者精子的母亲和后代。她对此表现出关注是由于她的女儿对声音很敏感，而且总是踮着脚走路。她想知道她的其他半同胞是否也有同样的行为。通过这个登记网站，她认识了其他许多母亲和女儿的半同胞。她发现，其中有两人患有自闭症，另外两人表现出类似的感觉障碍。几年过去了，发展到13个家庭的这个小组围绕成为他们的生物联系点的这个匿名男人形成了联盟。他们组成协会，举行聚会，交换节日贺卡，但是这些交往没能回答米歇尔有关捐精者身份的问题。由于他签了匿名的协议，加利福尼亚精子库不会透露他的身份。由于他们的协议中不包括基因测试，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没要求进行基因测试，所以他们也无法提供他的可能造成这些症状的任何基因历史线索。

乔根森开始和温迪·克雷默讨论。克雷默建议她试试通过族谱DNA（Family  Tree  DNA）这样的世系公司寻找她的捐精者。这种公司帮助人们通过用棉签提取脸颊内细胞碎屑来追寻祖先的基因。最近，她的儿子就以这种方式找到了他的捐精者。由于我们从父母处各获得一半DNA，而且几乎所有的DNA每代都会混合在一起，重新组合，这使我们不可能追踪到哪种DNA来自哪一方。尽管如此，有两段DNA比较单纯，因此更容易辩认。线粒体DNA位于细胞质中，由母亲传给女儿，它不与其它任何DNA重新组合。另一种Y染色体，则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科学家像解压计算机文件一样解开细胞，提取DNA。它讲述了一个人的祖先及其迁移根源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们发现其个人身份和家庭历史。

小组里一位母亲，有位名叫约书亚的儿子。乔根森从接近她入手，开始了她的搜索。她建议给约书亚做面颊擦拭检测，这样她可以通过Y染色体测试探寻他的父源。那位母亲同意了。通过测试，米歇尔了解到一些约书亚的基因标记。她利用这些标记在族谱DNA网站（Family  Tree  DNA  Web）搜索了几个星期，找到了有相匹配DNA的两个家庭，并通过其中一个家庭认识了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提到，她发现一位以前是棒球教练的一位亲戚的讣告，上面列出了他的三个孩子。米歇尔怀疑他可能就是她的捐精者的父亲，于是，找出他儿子的电话号码。米歇尔拨了这个号码，死者的儿子接了电话。她开始向他提问：你父亲在棒球名人馆工作吗？你出生在伊利诺斯州吗？你曾经捐献过精子吗？当该男子人回答是的时候，她又问他的生日是不是1968年9月18日。当他回答是的时候，她突然哭了起来。“你是我女儿的亲生父亲。”她说。他大吃一惊，不过同意在电话里和夏安谈话——最后同意两人来洛杉矶看他。

“我找到他并说我认为你会想知道以后，给组里发了邮件。”她说，“一旦知道了真相，他们都希望知道他是谁，现在，他知道了所有孩子的情况。我每年和他通几次话，但是，我是他唯一同意对话的母亲，我们也是他唯一见过面的家庭。”

乔根森这样的故事有几个层面的深刻意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没有规定精子库有义务做捐献者的基因检测，但是，如果他们有这种义务，这些新的检测可能不仅会为捐精者的后代提供了解其祖先的方法，而且能帮助他们了解可能与疾病有关的具体基因特征的起源。

他们也挑战了一贯奉行的捐精者隐私的观念。如今，大多数精子库提供透露身份者的精子，这意味着。捐精者同意在他们的后代十八岁时，可以和他们的捐精者联系。但是，绝大多数捐精者仍然宁愿匿名，其利润视对此的保证而定。大学生受到诱惑，通过做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的事轻松赚钱。有几家精子库宣传——甚至劝告他们的捐精者——将来有一天，这种轻松赚钱的事情可能会为他们带来数十个孩子，他们也许会对他们的基因和祖先的经历感到好奇，也可能会带来一个能与《大爱》相比的基因家庭。

“捐精者选择匿名，是由于他们没有受到培训。”克雷默说，“如果经过培训，他们充分了解到其后果，许多人都会选择不捐了。”

这个新科学如今正迫使精子库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以及对他们的捐精者的培训。“从这点来说，很难说它意味些什么，由于科学如此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确实在寻找他们的捐精者。”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唯一非营利精子库加利福尼亚精子库主任爱丽丝·露比说。她率先提出透露身份捐精者观念。她说，她的精子库研究显示，大多数家庭对寻找他们的精子捐献者并不感兴趣。2008年，该精子库向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大会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研究发现，透露身份捐精者的第一类家庭只有约30%曾经来寻找他们的捐精者。“现在，我们告诉我们的捐精者，我们会保护他们的身份，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医学或技术发展不会让人们能够确认他们是谁。”她补充道。

有些精子库正在改变他们的政策，由于害怕匿名捐精者可能撤出这个项目，损害他们的底线。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冰冻公司（Cryos  International）号称世界最大精子库，已经开始提供一个新的计划，被封为“看不见的捐精者。”那是一个捐精者可以提供很少注册特征的系统，这使人们很难跟踪到他们，而精子库靠指纹而不是捐精者编码保存他们的踪迹。

“我充分认识到未来孩子的需要，也充分理解并支持要寻找他们的捐精者和半同胞的孩子们，但是，事实是，寻找一位声明匿名的捐精者是不对的。”国际冰冻公司董事长奥雷·休乌说。

也许她是对的，捐精者将越来越难以躲藏，这意味着，是否追踪他以及无视他匿名要求的道德决策将更少取决于精子库，而更多取决于父母和后代。如果DNA检测变得更加普遍，也许很少的一点特征就能让人们追踪到这些人。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克雷默想知道，“创造无DNA的男人？”

本文译自/slate  译/luyue (责任编辑：g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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