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化是沿着一个不断进步的轨道发展的，这已成为最根深蒂固的假设之一。媒体也通过讲着单音节语言的洞穴人（Geico洞穴人明显除外）表达这一假设。但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吗？最早人类与我们有明显不同吗？美国石溪大学考古学家约翰•希亚发表在《现代人类学》上的研究证明，这是错的。

　　希亚认为，问题错在考古学家们对早期人类行为的错误评价上。考古学家在调查代表生物行为数量尺度的“行为变量”时，往往是寻找代表现代人的、质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人类起源研究始于欧洲，并且欧洲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记录长期成为区分早期行为和比较非欧洲人类的标准。旧石器时代晚期（54000~12000年之前），首次出现了伴随复杂的石头工具技术、骨雕刻工具、复杂的抛射式武器、先进的用火技术、洞穴壁画、珠子和其它个人装饰的智人化石。类似的行为普遍或者非常接近现代人类，考古学家将这些行为证据引申为人类行为现代性的根据。

　　然而，100000~200000年前的非洲和南亚最早的智人化石并没有明显的与这种行为现代性相一致的证据。人类学家经过几十年对早期“古代”非洲和亚洲人类与相对应的“行为现代化”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比较发现，就单一“人类革命”而言，两者间的不同源自人类生物学和行为的改变。考古学家从时间和空间以及这种革命的性质上不同意这个观点，但同意最早智人的行为接近目前现代人的观点。

　　希亚用250000～6000年之前东非的石头工具作为依据，验证了早期和近期智人之间所存在的行为变异性的不同。这一地区有着最长和最连贯的有关智人行为的考古学记录。通过对过去25万年石头工具制作技术系统比较后发现，在我们人类进化史上并不存在单一的行为革命。然而，证据显示，再往前更早时间智人在石头工具的制作技术上存在很大变化。石头工具制作技术上的一些特殊变化可通过石头工具制作上的价值变化和用途变化加以解释，如对刀刃的需求、更便于携带和多用途。我们不必祈求用“人类革命”来解释这些变化，它们完全可以通过行为生态学原理来解释。

　　这一研究会对人类起源的考古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希亚强调说，比较我们祖先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的行为并按“行为现代性”划分等级，这是在浪费时间。现代人类不存在这个问题，希亚说，只是智人存在较大的行为变化性而已。提高对人类行为认识的最好方法就是研究行为变化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