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阴影下的科学家们(2)

　　这些小小的、肮脏的工作，往往能发现很大的问题。管轶记得，1997年H5N1在香港导致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当时他们在农贸市场大量抽取活禽鸟的粪便样本，发现H5N1带病毒率竟高达20%。

　　香港有二三十个禽类市场，两三千个档口，每天消耗的鸡是十几万。“弹丸之地，人和鸡挤在一起，难免有人中招。”

　　管轶和气温婉的太太，亦是港大流感研究中心的雇员，也要和管轶轮流到市场去取样。“香港特区政府支持我们做这些研究，所以总有市场管理人员带着到档口去，不然很多档主都不会让我们取样，因为这显然会妨碍他们的生意。”她说，除非内地、香港有大疫情，她才会亲自和丈夫一起，跑到疫区现场取样。

　　2000年开始，管轶走出香港，开始繁复枯燥、大海捞针般地在中国东南部各种禽鸟市场里的寻找。他和他的太太，以及同事在东南部6个省份的家禽集散市场逐个逐期取样，样本超过了5万个。

　　以下是样本来到管轶实验室后的基本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从市场里取得的样本，还未确定是否带有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它们将在P2实验室里被彻底调查：

　　那些事先被消毒过、用来取粪便样本的小棉签，被插到小小的试管里面，以特别的药水去菌，成为只可能培养出禽流感病毒的溶液。然后，它会被研究人员种到鸡蛋的鸡胚里，潜伏的病毒如果在鸡胚里繁殖，就会被人们发现。

　　当某个鸡胚被发现有病毒时，他们就会检验，到底H和N是什么亚型。

　　很多时候，这些鸡胚里检测到的只是H2与H9或其他低致病性病毒，偶尔也会有H5。这会让大家“兴奋”——某种意义上也是忧虑，尤其是当病毒在一个新的地区被发现。

　　通过大量的抽样调查，管轶发现在华南的家禽里，活鸡并不是H5N1最大的载体群，鹅与鸭比鸡带毒几率要大得多。“家鸭1.8%，家鹅1.9%，鸡0.26%。”他在研究报告中说，直至目前，家鹅依然是100只里几乎有两只带毒。

　　长年累月寻找H5N1，对管最直接的影响，是再不食用家禽的内脏，尤其是广东的名菜：白灼鹅肠。鸡肉他仍然会吃，但他会把切好的禽鸟用自来水冲上1分钟。他也不住地对自己、家人、也对朋友强调：必须要彻底煮熟。必须。

“鸭子才是最危险的。”

管轶把病毒标本带回实验室

“解剖”、画图后，

发现它们与南方家禽所带的H5N1，

竟然是后辈与前辈的关系。

候鸟有多少罪

　　2002年10月初，冬天即将来临，候鸟开始从西伯利亚的寒冷地带迁向温暖的南方。管轶江西老家北部的鄱阳湖，就是候鸟在中国的三大栖息地之一，不时有群鸟在这个温暖的淡水湿地上飞起飞落，安静而欢快。

　　这些鸟儿身上有H5N1吗？在欧洲，H5N1的踪迹并不多在家禽中发现，而是在天鹅等候鸟的尸体上被分离出。迁徙的鸟儿每年冬春都会在全球各大洲间飞行，这给异域带来了危险。

　　这是管轶夫妇以及科研人员们第一次来到内地候鸟栖息地与野鸟接触。他们在湖畔寻找候鸟的排泄物，或直接捕捉一些候鸟，以获取它们的血液样本。尽管这比在市场里捡粪要耗费更多的体力，但他们不需要看家禽贩子、农场主和管理人员们的脸色。

　　从那时起到2005年，每年冬春，管轶都会在此等候候鸟。他最想知道的是，候鸟在H5N1的传播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科学家们对禽流感的流行究竟主要是因为家禽的养殖、贸易，还是候鸟的迁徙始终争论不休，追踪家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管轶试图从候鸟入手，从另一个侧面进行了解。

　　但科学研究往往会超出预想。

　　从2002年的冬天起，管轶的团队在鄱阳湖和香港的湿地湖泊收集了超过1.3万份候鸟/野鸟的泄殖腔腺与排泄物样本；在总共1092只迁徙野鸭的血清学样本里发现有3.1%初步感染了H5N1；2005年，他吃惊地发现，在鄱阳湖，6只“看起来显然很健康的野鸭”身上居然分离出H5N1病毒。

　　“鸭子才是最危险的。”这成为他后来常挂在嘴边的话之一。把病毒标本带回实验室“解剖”、画图后，管轶发现它们与南方家禽所带的H5N1竟然是后辈与前辈的关系。究竟野鸭跟家鸭是怎么发生接触，病毒又是怎么从后者传到前者的？是野鸭跑到运输家鸭的笼子旁边？是它们在养殖场里有了亲密接触？还是某个鸭子的粪便掉到了野鸭头上？……管轶无法想象这个过程，这是“复杂而不可能一步步推敲的”。

谁是H5N1家族的“爷爷”？

　　不能一网尽收，但管轶必须继续与这些危险的小东西打交道。鸭子的行为无法琢磨，但不同地区病毒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有办法解开。

　　一旦收集到的样本中发现有H5的踪影，这些样本就会和那些“高度危险”的样本(譬如从已知有大量禽鸟死亡的地区带来的样本)一起，直接进入多道厚厚金属门封锁下的P3实验室，等待进一步处理。

　　“我们会把病毒灭活，‘砍手砍脚’，把内脏拿出来。”年轻的香港女孩Carmen刚在香港大学传染病学系完成硕士学位课程，现受雇于管的实验室，任务是给病毒们的基因“画图”。画图前，同事们会把病毒基因里的DNA和RNA抽取出来，然后放大、照相，在电脑里描绘出具体的序列构成。

　　H5N1的结构远比人类要简单，在那表面长满小刺的球状病毒里，只有8根基因，但它们变异的速度比人类快得多。在Carmen的电脑里，病毒的基因图是一张类似心电图的长条波型图，不同的病毒基因图放在一起，就可以逐段进行比较。“这是为了发现病毒间的亲缘关系，就如同警察们侦查AIDS从谁传染给谁一样。”

　　管轶最让人尊敬的地方，是他长期在华南、东南亚这些禽流感高发的区坚持大量取样，因此他能够研究的病毒样本足够的多，研究结论也呈现出足够的说服力。管轶曾为一些特定时期在特定家禽上分离到的“经典病毒”描绘出长长的家族树，这些树揭示了该地区H5N1在时空或地理上彼此间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联系到欧洲天鹅身上禽流感病毒的起源。

　　在管轶展示给全世界的几份论文里，1996年的广东鹅(里分离出的禽流感病毒)是“爷爷的爷爷”，标在家族树的根部。管轶还发现，H5N1病毒在东南亚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地区病，在特定的区域里呈现着特定的基因特性。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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